一 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偏爱”

雷纳尔生活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对君主专制之痛恨体现在《哲学与政治史》著述的字里行间，把由这种制度带来的海外殖民扩张视为与大自然背道而驰。欧文认为，雷纳尔思想体现出的原则之一是“确信任何专制主义形式都是极端不公正的”。[6]雷纳尔主持撰写《哲学与政治史》，旨在把专制主义视为欧洲大国在美洲殖民扩张中产生“邪恶”的根源之一。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国家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在雷纳尔的眼中，从海外殖民扩张角度讲，这几个国家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但从政治体制上看，英国与另外几个国家显然是不同的。启蒙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对英国通过宪法限制国王权力的体制深表赞同，将之看作分权制衡体制的典型。伏尔泰在1733年出版的《哲学通信》中谈到，英国是“世界上抵抗君主达到节制君主权力的唯一的国家，他们由于不断的努力，终于建立了这样开明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的权力去做好事，即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在这个政府里，老爷们高贵而不骄傲，且无家臣；在这个政府里，人民心安理得地参与国事”。[7]孟德斯鸠把英格兰的政治体制看作分权的典型案例，他详细论述了在这种政体之下公民的自由如何能够得到保证。孟德斯鸠声称他纯粹为理论上的探讨，至于“考察英国人是否实际上享受这种自由，已不是我的事。就我的目的而言，观察到这种自由已被他们的法律所确立就已足矣，我无须再做进一步探究”。[8]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是启蒙时期的思想大家，他们对英国政体的看法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其影响至今犹存。雷纳尔对英国政体亦有研究，孟德斯鸠1748年出版了《论法的精神》，雷纳尔同年出版了《英国议会史》专著，他在写这本书时显然没有受到孟德斯鸠相关思想的影响。雷纳尔笔头很快，属于多产学者，前一年刚出版了《荷兰总督史》，抨击了奥兰治王室牺牲荷兰共和主义的利益寻求专制权力的野心，而在《英国议会史》中却转而批评共和主义原则。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表明雷纳尔的思想正在形成之中，变化不定。雷纳尔从来都不是坐在书斋中进行纯粹研究的学者，法国与英国在海外的竞争让他对英国政体大加挞伐，这种倾向明显表现出与学界主流思想悖逆。雷纳尔批评了分权体制，为君主专制辩护，把英国的政治制度说成是动荡、内战和弑君的根源，认为与“绝对君主体制”相比，混合政体令人“不可思议”，本质上存在不稳定的因素。[9]不过，《英国议会史》出版之后几乎没有在欧洲学术界产生任何影响，这大概与雷纳尔在学界刚刚出道有很大的关系。雷纳尔随后不久成功地获得了法国几位著名人士的友谊与庇护，出任了《法兰西信使》杂志编辑，经常出入名人举办的沙龙。他能言善辩，才气横溢，就连孟德斯鸠也以与他结交感到为荣。正是在与他们对各种现实问题的讨论中，雷纳尔逐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对君主专制政体必欲抨击而后快，转而对限制君主权力的英国政治体制大加赞扬。在修订版的《哲学与政治史》一书中，雷纳尔在批评欧洲君主专制政体时与1688年之后英国形成的分权政体进行了比较，认为在这种体制下，人民“不再属于他们的领袖；在人类中间一个平等政府的必要性无可置疑地被确立起来；继而社会的基础得以巩固；最终合法的辩护权，即受到压迫之国家的最后一招，无可争议地被牢牢固定下来”。在雷纳尔的笔下，英国宪法是对受到压迫者的有效保护。掌权者的行为由此“变得公开化。任何对最无名之人做出的困扰或暴行很快公之于众。他们的讼事成为全体人的讼事；根据犯罪性质或人民的倾向，施暴者受到惩处，受到伤害者获得满意的结果”。上述之言是雷纳尔对“英国宪法的描述”，旨在让“所有人确信一种适当的思考方法，即在世界各地从来没有一个宪法规定的如此之合理”。[10]显而易见，到了撰写《哲学与政治史》时，雷纳尔虽然对孟德斯鸠等提出的分权体制还存有一些枝节异议，[11]但其关于英国政体的观点已与思想界主流相吻合，成为在理论上抨击君主专制政体所举的实例。对英国政体的“偏好”势必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描述，关于这些殖民地白人移民后裔的退化，雷纳尔没有刻意回避，但却是轻描淡写，以温柔的语言点到为止，在多数情况下对他们表现出明显赞扬的态度，为随后把美国这个新国家作为例外来描述架起了一道和缓过渡的桥梁。

在《哲学与政治史》中，雷纳尔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第17篇和第18篇，第17篇内容为英属北美北部殖民地，主要是描述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从法国手中获得的加拿大殖民地，占该篇篇幅2/3还多，描述新英格兰、纽约和新泽西殖民地的篇幅不到1/3。这样，对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第18篇，其中约1/2篇幅是关于美国革命的前奏、爆发与进程。雷纳尔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论述与美国革命爆发有密切的联系，自然引起大西洋两岸很多人的密切关注。《哲学与政治史》修订版出来之后增加部分随即被翻译为英文，很快又被出版社应读者需求单独编为两卷出版发行。[12]雷纳尔把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作为第18篇开首，主要不是考虑到章节编排之所需，而是刻意为之。在雷纳尔看来，新英格兰殖民地还存在一些“邪恶”之事，如清教徒对其他宗教派别的迫害以及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等[13]，但宾夕法尼亚在英属北美诸殖民地中却是“鹤立鸡群”，表现出近乎“完美无缺”的境况，为建立公正社会树立了一个样板。安萨特认为，雷纳尔将英属北美殖民地理想化，尤其是把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理想化为“美德、开化和容忍之地”。[14]翻阅雷纳尔对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描述，这种评价丝毫不为过。其实，宾夕法尼亚作为一个例外体现在很多人的著述中，伏尔泰在其《哲学通信》中有一封信是关于威廉·佩恩在美洲建立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对佩恩的宗教容忍之称赞溢于言表。伏尔泰在以后的著述中重复了这种观点，他在1771年发表的《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中把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称为“人间天堂”，以满怀激情的语言写道：“啊！宾夕法尼亚，我或许要在你的怀中去度过我的余生，要是我还有余生的话。您位于北纬四十度，气候最温和宜人，您的田野肥沃，您的住房修建得合适，您的居民勤劳，您的工厂受到重视，您的公民们长久安居乐业。”[15]欧洲自由主义者已习惯于把对宾夕法尼亚的赞美作为抨击君主专制“腐败堕落”的例子，这个殖民地表现出在专制制度之下缺乏的“信仰自由、美德、简朴和平等”。[16]雷纳尔没有到过美洲，对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了解主要来自文本材料，一方面具有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主要是为随后把发起一场摆脱殖民统治革命的美国人视为退化之例外埋下伏笔。

在第18篇开首，雷纳尔谈到“恶政”与“善政”并存不悖，简明扼要地指出两者之间在本质上存在的区别。“恶政”主要由专制政府所为，人们对之耳熟能详，不必为此浪费笔墨。“善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帝国之命运“建立在美德之上”；二是社会无动荡和战争之虞，人们安居乐业，“农业、艺术、科学和商业等得到改善，将让懒惰、无知和不幸一扫而光”；三是有一个开明的“国家元首”，这一点对“善政”至关重要，这位元首“将为国家不同阶层之人提供保护，受到人们的敬仰”。他将十分清楚在他治下的“社会无人遭受痛苦，不存在一些人对整体利益的伤害，因此他将致力于所有人的幸福”；四是“不偏不倚的公正”，这一点“将确保对那些有决定性影响之契约的监督”；五是“受到简化之法律的稳定性”或持久性；六是“税收的分配”将按照比例用于“公共开支”。[17]其实，雷纳尔这个开场白主要是针对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而言的，这个“国家首脑”便是该殖民地的奠基者威廉·佩恩。佩恩是教友派的领袖，其思想充满着自由平等的理念，终身致力于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成为佩恩实现这种理想的“实验地”。按照雷纳尔的描述，佩恩有着不同寻常的人格魅力，可以说是近乎完美。佩恩出身显贵，把“公正的行为”带到新大陆，有资格“享受在美洲树立了一个稳健和公正之范例的荣誉，欧洲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获得这种荣誉”。佩恩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人宽大为怀，慈悲为先，把不同种族之间“平等”的理念落实到治理他所设计的理想社会之中。这样，佩恩的“仁爱不可能只局限于野蛮人，扩大到希望在其法律下生活的所有人”。佩恩意识到，人们的幸福“取决于立法的性质”，对他而言，“公共荣耀与私人快乐两个首要原则是自由和财产”。雷纳尔把佩恩视为“具有美德的立法者”，把“容忍”作为他治理社会的基础。雷纳尔对佩恩其人以及他对宾夕法尼亚的治理发自内心的由衷称赞，这在《哲学与政治史》中可谓是个例外。他甚至把佩恩称为“真正的哲学家”[18]，言下之意，佩恩把他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置于宾夕法尼亚的实践之中，取得的成就足以让那些坐在书斋内对理论思考的“哲学家”叹为观止。

正是在佩恩的精心治理之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繁荣非常迅速。这个共和国既没有战争、讨伐以及争斗，也没有发生吸引平民百姓眼球的任何革命，很快激发起整个世界对之赞扬”。对于宾夕法尼亚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就连处于“野蛮状态”的印第安人部落也受到感化，对教友派信徒表现出的“美德深表赞美”。宾夕法尼亚的成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欧洲“习俗和法律长期以来让每个人很清楚实现古典英雄时代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而这个时代却在宾夕法尼亚变为现实，无人不为之欢呼雀跃”。雷纳尔对美洲的自然环境通常持“否定”态度，正是气候的“恶劣”才导致了动植物与人发生退化，这种观点可以说贯穿于《哲学与政治史》全书，但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却被雷纳尔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这一地区“天空纯洁清澈，气候自然非常有益健康，耕作让气候更加适宜；水质同样是有益健康，清澈见底，总是在岩床上或沙滩上缓缓地流动”。总体而言，土地“比较肥沃，尤其是处在溪流之间的土地向四面八方延伸，与可通航的河流相比更加有助于这个地区的丰饶多产”。这一地区有益于动植物生长的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欧洲移民的到来，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改造了气候与土壤，使之更加有益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欧洲人“最早来到这一地区时，他们只是发现了用于盖房的树木和铁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砍掉树木，清理了地面，饲养了无数家畜，栽植了各种水果，种植了各种谷物，尤其是小麦和玉米”。农业活动的增加显然有助于自然环境朝着有益于人类生存方向的改变，宾夕法尼亚由此呈现出农业社会的繁荣景象，整个社会进入了“良性循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不仅无饥荒之虞，而且还享受着法律保护的“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这种宽容平等的环境吸引着“瑞典人、荷兰人、法国人，尤其一些勤劳的德国人，纷纷来到这一地区”，不同的基督教教派在这里寻找到了弘扬上帝福音的自由场所，诸如“教友派、再洗礼派、英国国教、循道宗、长老会、莫拉维亚教会、路德宗和天主教”等教派信徒和睦相处，为了“共同的事业”而辛勤工作。[19]佩恩致力于把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成体现出“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他在世时这一目标部分实现，与专制制度统治之下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位被雷纳尔高度评价的伟人1670年去世，但他提出的理念及其付诸实践被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发扬光大，对雷纳尔随后形成其对美国的认识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英属北美其他殖民地，雷纳尔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雷纳尔没有刻意避讳这些殖民地存在偏见、暴力、征服等“邪恶”之事，对欧洲移民后裔的身体机能发生退化亦有一些描述，哪怕是寥寥数句，无足轻重，与此同时却把这些殖民地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外贸兴旺以及人口增长等体现在字里行间，让读者明显感到英属北美殖民地在整体上不是处在退化过程之中，而是展现出走向繁荣昌盛的广阔前景。雷纳尔把美洲视为一个“退化”的大陆，北美地区同样发生了“退化”，但雷纳尔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描述，笔墨更多地放在这些殖民地发展的积极方面[20]，尤其是把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描写成一个“样板”社会，暗含着雷纳尔致力于建立一个与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政治理想在这些殖民地得以实现，这也是雷纳尔在1774年的修订版中不赞成这些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冲突导致两者相分离的主要原因，说到底还是反映出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英国政治体制有所认同，反映到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描述上，自然表现出某些“偏爱”，很大程度上把这些殖民地的特性与1776年之后宣布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