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的反战文学
文明的世界从来不缺少战争，而文学的世界作为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也从未缺少过战争。战争一直是作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之一。他们用文字描绘战争中的百态，或者是战场上士兵冲锋时的激情，或者是将军出征前面对着士兵的豪情，或者是年迈的母亲送别儿子的温情；又或者是寒夜里士兵们在篝火前唱着思乡的歌谣，在战友的尸体前轻声的啜泣，或者是一座坟墓前少女凄美的歌声。他们记叙了战争中的胜利和荣耀，也描写着战争中的死亡和残酷。在战争文学中，有很多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比如“杀戮”“英雄主义”“勇敢”“荣耀”“谋杀”等，无法一一列举。而这些词语，都包含着作者对于战争的看法。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场合，同一场战争往往会被赋予不同的意义；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和相同的场合，战争对于不同人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因此，对于作家来说，如何阐释战争的意义，是去歌颂一场战争的辉煌，还是去批评战争中的死亡和杀戮，变成了一个立场性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一段战争史。在美国四百年的历史上，充满了一系列的战争：殖民地战争、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国—墨西哥战争、美国内战、美国—西班牙战争、美国—菲律宾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波斯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这些战争决定了美国的存在、扩大了美国的疆土，也在不断地改变着美国政治、经济上的格局。可以说，美国每一次大的发展和变革的背后，都有着战争的坚定支持。战争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代美国人的生活。因而，美国作家从存在之日起，就在享受着战争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他们也在以民主、自由和爱国主义的名义讲述着美国在战争中的成长，书写着英雄主义的牺牲。在大部分作家的作品中，暴力和死亡被理性化、浪漫化和最小化，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被无限地放大，士兵们怀着心中的信念奔赴战场，带着微笑走向死亡。只有小部分作家在见识到战争荣耀背后的死亡、痛苦和泪水后，开始剥去战争荣耀的外衣，去记录战场上的枯骨和哭泣的灵魂。
美国文学中关于战争的态度分为两个派别：一方是以司各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作家。他们将战场看作英雄的诞生地，认为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成长、勇气、荣耀、骑士精神、忠诚等正面意义的词汇。另一方是反战作家，他们将战争看作屠宰场，认为和战争如影相随的是死亡、恐惧、绝望、失落和痛苦。这两派作家之间并没有出现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反战文学的兴起是缓慢而痛苦的。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文学上的批评，还有来自社会的道德上的指责，因为当一场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具有积极意义时，反对战争的一方就往往会被认为是懦弱、胆小，甚至是叛国的。
正是因为战争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大部分美国作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一边是士兵们英雄般地倒下，另一边是尸横遍野的恐怖场景；一边是对英雄主义的颂扬，另一边是年轻士兵凄冷死去的冷酷描述；一边是对和平的乐观憧憬，另一边是对于战争带来的毁灭和死亡的绝望。尽管很多人将美国反战文学的兴起划归到“一战”和“二战”时期，但是美国反战文学的出现比这个时期要早得多。美国反战思想和反战文学实际上在美国内战时期就已经出现，只是由于美国内战的巨大影响被压抑在了战争文学的阴暗角落。在“一战”前，反战文学已经得到了公众的接受和好评，并且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成为一股不可忽略的文学潮流[1]。
一 美国的反战运动
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战争一直与文明相伴相生，占据了每一部历史教科书的重要部分。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说过：“历史是由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相连而成，而人的天赋就是进行永无息止的战争。”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同样如此。实际上，战争对于美国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独立战争使得美国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使得它获得了大片的土地；内战使其摆脱了奴隶制的制约，踏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其毫无疑问地成为整个世界的领导者；而美国对于朝鲜、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的战争，使美国开始在全世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然而，每一场战争，无论规模大小、持续时间长短、结果如何，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耀、利益、权利，随之而来的还有死亡、痛苦和毁灭。每一场战争的背后，无论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都不愿提及的是无数无名年轻士兵的死亡、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眼泪和被战争摧毁的家园。美国人民对于战争的反对和抗议，无论以沉默的不合作的方式，或是直接的暴力反抗，几乎伴随了美国的每一场战争。
美国的反战思想可以追溯到欧洲，而整个欧洲的反战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公元前411年出现的古希腊戏剧《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中，就讲述了一位名叫吕西斯特拉忒的古希腊妇女的反战故事。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和平教派是“贵格会”，也被称为“公益会”。他们推崇耶稣的教条，崇尚和平主义的生活。贵格会的教众们都坚持奉行和平主义，拒绝参与到任何的战争和冲突中。贵格会、兄弟会和门诺派一起，构成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反战力量的主体。
在美国内战期间，更多的和平主义者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选择，即他们对于废奴运动的支持与他们自身的反战主义倾向相矛盾。在战争刚刚爆发时，美国和平协会在波士顿召开了会议，会议的议题并不是结束战争，而是战争的正义性。在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和平思想在美国市民中传播开来。
1895年，面对一触即发的美国—古巴战争，美国和平协会承担起了其在反战运动中的领导角色。在美国占领菲律宾后，和平主义者认为美国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迈进，“反帝国主义联盟”也因此成立。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经有63个反战组织活跃在美国各地。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女性的和平组织也开始出现，并在女性群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月后，总统威尔逊签署了《选择兵役法案》。因为这一法令涉及了很多人的生死，当法令生效实施时，一个新的反战组织，“美国人民委员会”在纽约麦迪逊公园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战活动，形成了全民反战的形势。
同时，美国的少数族裔也开始主动地参与到反战运动中，非裔美国人作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也有了自己的反战组织。阿萨·菲利普·伦道夫（Asa Fhilip Randolph）作为卧铺车搬运工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的领导人，出版了一份叫作《信使》（Messenger）的反战期刊。另一位著名的黑人反战活动家是非裔作家杜博斯（W.E.Dubois），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称欧洲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目的是争夺非洲殖民地的黄金、钻石、象牙和其他资源。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轰炸了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和平组织又再次面对和平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选择。很多和平组织站在了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反战运动的支持者迅速减少。美国在核武器的研制上获得了突破，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引爆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见证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后，研发原子弹的科学家西拉德（Leo Szilard）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此他写了一份由69位研发科学家签名的请愿书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使用原子弹，就会开启一个不可想象的大灾难时代。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反核武器的和平运动。其运动的驱动力并不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或经济利益，而是对于新的战争工具的恐惧。然而，这些努力在那个特殊时期并未奏效，反而成为结束战争的有力工具。在见证了原子弹巨大威力后，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人们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伤亡和损失并未像传统的战争一样为和平主义的兴起提供足够的支持力量，美国实际上处于更加紧张的状态中，那就是来自“二战”的盟友苏联的威胁。美国随后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以失败告终。
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来说，和平的存在总是很短暂。笼罩在美国上空的冷战氛围还未有任何散去的迹象，世界大部分国家仍然处于“二战”的恢复之中，美国人民不得不面对一场新的战争：越南战争。这是离他们最近的一场战争。电视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直接感受战争的氛围和战况。有人说越南战争是第一场发生在电视上的战争，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个裸体的孩子逃离凝固汽油弹的轰炸，北约的军官用手枪指着犯人的头并扣动了扳机，一个和尚往自己身上淋上汽油并点火自焚，所有这一切给国内的美国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让普通民众对战争有了一种新的了解。因而，越战所带来的反战运动是美国反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针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由几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来自族裔美国人的民权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大部分年轻的非裔美国人认为，既然自己的平等权利在美国国内无法得到认可，特别是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那么自己就没有必要参加一场白人的战争，为白人卖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自己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反对战争，并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也参加了民权游行。由于拒绝服兵役，阿里被剥夺了拳王的头衔，并被处以5年监禁。阿里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宗教信仰使我不能接受这种征召。”[2]奇卡诺族裔诗人鲁道尔夫·贡萨雷斯代表西南部的反战组织到了华盛顿，在抗议集会上直接告诉当时的约翰逊总统的大法官克拉克：“如果他不承认国会里存在种族歧视，那么他不是太幼稚，就是瞎了眼”；而谈到越南战争时，他认为“美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是以我们人类朋友的鲜血和尸骨作为代价”[3]。他后来还建立了“正义运动”组织，引导年轻人加入民权运动中并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具有激进思想的旧左派和新左派组织、各种专业的反战组织和普通市民成立的组织、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牧师和教士、学生和孩子、嬉皮士和雅皮士都成为反战的一员。理智核政策全国委员会同黑豹党人一起示威，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同嬉皮士一起参加抗议游行。一些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使得这些策略和信仰不同的组织放弃各自的差异，走在了一起。“国家终战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负责了在每次活动中各个组织之间的协调，其本身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将这些指导思想和行动风格不同的组织整合起来开展反战运动。真正的战争开始于1965年约翰逊政府的“雷声隆隆”行动。美军死亡5.8万人，30多万人受伤，耗资近3000亿美元，总共消耗弹药760万吨，相当于“二战”时期的3倍。面对美国政府逐渐陷入战争泥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参与到了反战的运动中，一些大学生甚至高中生也参与到了反对越战的运动中。而学生的加入也使得反战运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1966年3月，美国各大城市爆发了反战游行，到了5月，反战抗议活动席卷了校园，运动也开始变得更加暴力。当时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于征兵令都持抵制的态度。
迫于国内巨大的压力，两个月之后，约翰逊总统停止了对北越所有形式的轰炸，人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1969年11月，由于不满政府缓慢的撤军进程，25万人在华盛顿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战集会活动。接着，美军在越南的一个村庄中屠杀了567名村民，包括婴儿、儿童、妇女和老人。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全国校园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但遭到镇压。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反战活动中，一部分并非针对越战本身，而是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恐怖统治。迫于国内强大的反战压力，连任的尼克松总统停止了在越南的战争。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由于科威特是美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地，为了维护自身的能源安全，美军进入了波斯湾地区。1991年1月17日，美军开始空袭伊拉克。作为越战之后美国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伊拉克战争自然引起了美国国内反战人士的极大不满，全国范围内的反战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在首都华盛顿，反战人士组织了20万人参加的反战游行；在旧金山，爆发了1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人们的口号是：“不用鲜血换石油！”
当美国国内对于伊拉克的反战运动不温不火地进行时，另外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海外战争的态度。2001年9月11日，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数架客机撞毁了位于纽约的世贸中心以及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一部分，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美国政府认为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应该对该事件负责，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一触即发。为了避免一场新的战争，人们在纽约举行了持续24小时的守夜仪式，大约2000人参加了守夜活动，参与者表示：“我们的悲痛并不是呼吁战争。”
到2002年秋，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事物，出现在和平运动中。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联系，分享信息和交流观点。“共同梦想”网站（CommonDream.org）和“前进”网站（MoveOn.org）是影响较大的反战网站。“前进”网站开始于1998年。2001年开始，网站组织了世界范围的和平活动来反对伊拉克战争。到10月时，网站已经有90万的注册会员。同一时期，比较活跃的和平组织还有“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它发起了大规模的和平请愿活动。索斯摩大学的“白兰地和平社区”团结了一批愿意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抵制伊拉克战争的人们。其他的和平组织还有“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和公正”“立即行动结束战争和种族主义”“不要以我们的名义”等。
面对和平运动，布什政府则在积极准备战争。随着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和平主义者采取了更加主动的行动。2003年1月，人们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表达自己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还发起了网络反战请愿、写信和打电话给白宫要求停止战争。和平主义者在校园内和教堂里举行宣讲会，抗议者在一些城市堵塞了交通要道或政府大楼。“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和公正”组织在全国各地组织了150多场和平集会向普通的市民宣传反战思想。3月9日，刚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前美国总统卡特在《纽约时报》上发文，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并不符合正义战争的标准。他说：“如果我们违背联合国的决议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必定会衰落。”[4]他还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违背了“基本的宗教原则和对于国际法的尊重”[5]。2003年3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美军开始空袭伊拉克。同一天，参议员博德说：“美国作为一个强大而仁慈的和平维护者的形象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战争的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3月20日，10多万人聚集在雅典举行集会，高呼“布什，凶手！”在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德国、丹麦、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游行。2003年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宣布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结束，当美国政府在2005年宣布停止在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时，先前支持战争的人们也开始怀疑战争的合理性。
当人们面对着战争带来的破坏、生命的消亡、肉体上的残疾、精神上的苦痛时，人们才会重新开始审视战争的意义，才会开始怀念和平的安宁。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本身是矛盾的：如果没有战争，美国就不会成立，奴隶制就不会消除，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仍然存在和蔓延。任何一场战争在开始时总是存在一个理由，因而无论是谁站出来反对战争，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都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也就是这些柔弱的人们，凭借着自己内心中的宗教信仰或人文主义的怜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阻止战争这部巨大的机器向前推动，也就是这些人，面对着质疑、嘲讽、暴力甚至死亡，维护着一个国家和世界的和平，努力找寻着除了暴力之外，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些人，无论是谁，都是这个国家的英雄。
战争催生了反战文学。
二 美国内战和反战文学的萌芽
在美国内战开始前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人民还沉浸在独立战争的胜利之中，人们回味着战争胜利所带来的荣耀。美国的读者和作家都对战争怀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马克·吐温称之为“瓦尔特·司各特病”。他说：“如果现在的人们拿着四五十年前的文学杂志看一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杂志中都充满了冗长的、优雅的、如花般的浪漫主义和多愁善感——而这一切都来自司各特。”[6]
当时的美国读者对于司各特的历史传奇小说十分推崇。这些小说植根于英国古老的历史中，而这种异域的新奇感正是吸引当时读者的重要原因。司各特最出名的传奇故事是《劫后英雄传》（Ivanhoe），讲述了发生在欧洲中世纪的古老传说：年轻的骑士凭借着自己的勇敢俘获了公主的芳心。这样的故事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内战前人们对于英雄主义的憧憬。在当时，司各特的故事“使得整个英国和美国的一代人都在梦想着一个已经逝去的骑士时代”[7]。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的市民都对这样的故事非常痴迷，因为这些故事“似乎能将他们带到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地域”[8]。
司各特的作品在美国社会所激发的对于战争的浪漫主义观点影响了内战前几十年间人们对于战争的崇拜态度。他的作品中那些勇敢的、理想化的骑士形象，成为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故事中的骑士精神和英雄主义思想也广为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由于他的作品《韦弗利》（Waverley）讲述了苏格兰人民反抗英格兰压迫的故事，使当时南部诸州的人民产生了共鸣。因为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内战就是北方州对南部州的侵略。人们从司各特小说中的骑士故事中获得了精神力量，满怀激情地走向战场，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和理想而战。
司各特的战争浪漫主义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一大批作家。莫利·穆尔（Mollie E.Moore）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年轻人，他当时在南方的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在诗歌中，他描写了英雄主义的浪漫的战争场景，如士兵们勇敢地，甚至是迫切地奔赴战场。他的作品并没有描写充满硝烟的战场，而是关注一个年轻的士兵，为了自己的家乡而战，最终英勇地死去。战友们为他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将他埋葬在光荣之地，在墓边点燃篝火，缅怀着他的英勇事迹[9]。对于这个时期的人们而言，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激起人们的爱国情感，让人们忘掉现实，特别是美国内战所导致的鲜血、死亡、毁灭和泪水。司各特的浪漫主义精神鼓舞了普通市民和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能够面对战争中的死亡和绝望。
面对司各特在美国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当时的一些作家，如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德福雷斯特（John William De Forest）和惠特曼（Walt Whitman）等却不愿再遵循他的浪漫主义风格。作为北方人，他们内心中想去支持北方政权，或者说“正义的一方”，然而他们又无法接受战争中的残酷场面和道德冲突。这种“信仰的矛盾”[10]使得他们的作品虽然开始挑战司各特的浪漫主义传统，记录战争的基本主题，如战争、死亡、坟墓、自然，但是这种挑战非常隐晦，而且并没有得到当时批评界和文学界的认可。他们想反映战争的残酷性，却不能否定战争的正义性，因而在美国内战的问题上，他们的内心中充满着矛盾，这也是当时的反战作家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美国内战开始前，麦尔维尔就有着很强的反战主义观点。他的早期作品就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战争的野蛮性。在1846年出版的冒险小说《泰比》（Typee）中，他说：“我们在制造死亡机器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恶魔般的技巧，我们对于战争的辩护，随着军队而来的悲惨和荒凉，正是足够将我们这些文明的白人定义为这个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11]在1849年出版的《玛迪》（Mardi）中，他回到了战争主题，对最近的墨西哥战争进行了隐喻性的批评。他虚构了两个疯狂的国王之间的战争，士兵们打仗不需要崇高的原因，人们相互屠杀只是为了保证人口不会过多。当司各特还在歌颂着传奇式的英雄罗宾汉时，麦尔维尔已经开始思考战争存在的意义。1850年，麦尔维尔出版了小说《白夹克》（White Jacket），直接地描写了战争的恐怖性，把战争称为“屠场”（Slaughter-house）[12]。在小说中，他试图将战争从浪漫主义的神话中解放出来，抛弃优美的词语和意境，因为他知道，战争绝不是美丽的。他没有去描写图画般的战场和英雄般的人物，而去描写战争决策者们的暴行和自私。士兵在他的笔下没有力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
惠特曼是美国当时最为著名的民主派诗人，他所受到的美国内战的影响远比麦尔维尔深远，因而在作品中对于内战的表达也更加复杂。在内战爆发之前，惠特曼就已经是著名的诗人。在战争之初，惠特曼对于内战是极为支持的。他用自己的诗歌来号召人们加入战争。在他的诗歌《敲吧，战鼓！》中，他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奔向战场。虽然他承认战争的代价——新郎离开了新娘，农民离开了土地，但是他认为无论是母亲、孩子还是老人，都不应该阻止年轻人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在诗歌中，他写道：
敲吧！敲吧！鼓！——吹吧！号角，吹吧！
没有商量的余地——用不着停下来规劝，
别在乎胆怯的——别在乎哭泣的或祷告的，
别在乎老年人向年轻人的求情，
别去听孩子的声音，别去听母亲的哀求，
要敲得等待入殓的死人的棺木都震颤起来，
就这样猛烈地敲，哦，可怕的鼓——就这样嘹亮地吹，号角。[13]
在1862年，惠特曼开始以平民志愿者的身份经历这场战争。他在纽约、弗吉尼亚、华盛顿州的战地医院见到了无数受伤的、生病的、奄奄一息的士兵，这种场景极大地改变了他对战争的看法，使他陷入了纠结之中。他一方面相信内战会使国家受益，使国家更加接近他的理想；另一方面却无法接受战争所付出的代价。1863年夏天，在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后不久，他给纽约的家里写信：“母亲，当人们看到战争的真实场景，都会厌恶战争——我每个时刻都感到恐惧和厌恶——对我来说，这就像一个屠场，人们相互屠杀着对方——然后我感觉似乎无法从这种争斗中退出，直到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14]
惠特曼将他在内战期间照顾伤员的经历以及对于战争的感悟记录在诗歌、书信和文章中。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将自己的内战诗歌出版成为一部诗集 《鼓声》（Drum Taps），加上后来的《鼓声续》（Sequel to Drum Taps），最后收录在《草叶集》里。他还将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笔记出版成书，名为《战争备忘录》（Memoranda during the War），并在1882年加入更多文章，更名为《典型的日子》（Specimen Days）。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描述了战争的毁灭力量以及自己对于战争的恐惧。他质疑在战争中上帝的角色，将战争比作地狱，将士兵比作邪恶的参与者。他描写了战争的血腥场景，描写了战争的后果和战地医院里奄奄一息的人们。他在诗中写道：
哦，这该死的战争的地狱。
传道者在宣扬着地狱吗？
哦，没有地狱比这战争的地狱更可恶。[15]
无论是麦尔维尔还是惠特曼，在用自己的文字表达自身的战争经历和反战观点的同时，都不得不面对战争正义性的道德压力和司各特在文学上美化战争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反战作品和反战思想被自己和历史思潮压制着，无法得到读者和批评界的认可。
即使是像惠特曼这样著名的诗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当时的主流思想，将自己的反战思想隐藏起来。他花了很长时间来修改作品，决定哪些应该出版，哪些应该永远删除掉。对于1861年至1865年的这些经历，他选择永不发表那些对战争的批评性文章，将对内战的批评从自己的作品中删除。对于惠特曼来说，一边是记录“真实的战争”，一边是掩盖残酷的战争事实，而他则在两者中挣扎。他在《典型的日子》中写道：“未来的人们永远不会知道内战期间的惨烈的地狱，和无数地狱般的微小场景，和战争的内幕。最好它们永远不为人所知——真正的战争永远不会出现在书中。”[16]
对于麦尔维尔来说，情况要惨烈得多。麦尔维尔的战争诗集《战斗诗篇》（Battle-Pieces）并未得到评论界的认可。在诗中，他用非传统的形式来表现的非传统的主题，同样也无法得到当时读者的赞同。有的评论家甚至说：“难道没有一些善良的朋友说服一下《欧穆》和《泰比》的作者？他不是一个当诗人的料，因此不要浪费那么多上好的纸张。这本书是可悲的垃圾。”[17]这本书在当时只卖出了500本，这让麦尔维尔极其吃惊。他曾希望自己对于战争的怀疑和批判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在面对浪漫主义的巨大影响力时，反战文学在当时很明显缺少合适的社会环境和读者土壤。因此，在《战斗诗篇》出版4个月以后，麦尔维尔放弃了职业作家的生涯，在纽约市谋取了一个稳定的职位，成为一名海关稽查员。
反战文学在美国内战时期刚刚处于萌芽状态，以惠特曼、德福雷斯特和麦尔维尔为代表的反战作家开始表达了他们对于战争的关注。他们关注战争中的杀戮、血腥、死亡和痛苦，试图去否定司各特已经建立起来的宏大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但是，在面对美国内战这种毫无争议的正义战争面前，他们因为无法站在战争的对立面而倍感无力，因而也导致他们的作品缺乏足够的批判性和说服力。这时的反战作家还需要面对一群已经习惯了浪漫主义风格的读者。无论如何，反战声音的出现，无论是多么弱小，如同一颗种子，已经开始撬动传统文学的基石，为未来的反战文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三 反战文学的反战——美国内战后的30年
美国内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的广大读者仍然沉浸在司各特的传奇故事风格中，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不太愿意谈及内战[18]。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战争的惨烈仍然是无法接受的。
直到1884年到1887年间，《世纪》（Century）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内战的文章，对美国内战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杂志将这一系列文章称为“内战的战役和领袖”，并受到了读者的肯定和欢迎。对于战争的讽刺性、批评性和现实主义性的描写似乎开始被人们所接受。但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新兴的战争作家，包括斯蒂芬·克莱恩和安布鲁斯·毕尔斯，开始出版战争小说，反战文学才开始以正式的形式为公众所接受。
安布鲁斯·毕尔斯是一个记者和小说家，他在这个战后时代，以自己的风格来挑战传统作品，对于他所称之为“美国战争”的内战进行描写和批评。他的小说《铜斑蛇》（The Copperhead，1893）讲述了一个纽约农场主坚定地反对战争的故事。透过农场主的话，毕尔斯发表了他对于内战的批评，“这场战争，这场发生在兄弟之间的该死的战争，必须停止”。当农场主被狂热爱国的邻居无情地迫害时，农场主说：“为什么，想想发生了什么吧！强大的军队集结起来，成千上万的人们放下手头的工作，拿起武器相互杀戮，整个地区被人们践踏，家园被摧毁，遍地都是寡妇和孤儿，每一个家庭都在哀痛。”[19]
在1891年，毕尔斯出版了他的战争故事集《士兵和平民的故事》（Tale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在其中一个故事“一个军官，一个人”（One Officer，One man）中，他没有描写勇敢的士兵举起长剑冲向前线，却描写了一个在战争期间自杀的军官，因为他在战争中感到害怕，觉得自己无法成为一个无畏的军人。毕尔斯还关注战争中人与人的关系。故事中，一个士兵停下来想着，“他的一枪会制造一个寡妇、一个孤儿或一个没有孩子的母亲——或者三个都是”[20]。
然而，毕尔斯并没有亲历过美国内战。战争开始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对战争的感悟并非来自真实的战场。当毕尔斯谈及自己的内战故事时，他说：“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我自己对于那段可怕时间的回忆，都是一个男孩子从5岁到9岁看到或听到的真实事情，他自己的亲戚被杀死，自己的同学变成了孤儿，自己邻居的女人陷入悲痛和绝望中。这些事情应该被记录下来。”[21]
同样的，著名的内战小说《红色勇气勋章》的作者斯蒂芬·克莱恩也完全没有经历过战争。《红色勇气勋章》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士兵从一个理想主义的贫民变成失落老兵的故事。在故事的开始，主人公亨利·弗莱明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农场孩子，他怀着爱国主义热情和幼稚的、对于荣耀的憧憬参加了军队，但他发现战场并非像他想象中的一样。当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死去，他感到一种“突然的愤怒”，然后喊出了一个词：“地狱！”[22]在战争中，亨利觉得自己是“麻木的、动物般去反抗着自己的同胞、抽象的战争和命运”，内心中充满了“痛苦和绝望”[23]。
《红色勇气勋章》在当时是一部成功和影响深远的小说。尽管克莱恩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他很快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战争小说家。在小说出版后的10个月里，小说供不应求，再版13次。当时的评论说，克莱恩的小说讲述了“不同于其他东西的东西”，而《红色勇气勋章》“推动着人们去感悟以前只能去猜测的、关于战争的真相”[24]。
克莱恩的小说不仅仅重塑了公众对于战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后来几代战争作家的范本。在19世纪90年代，内战结束30年之后，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逐渐趋于平和。因而那些在60年代不被人们认可和接受的观点和风格，在90年代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无论是毕尔斯还是克莱恩，他们所描写的战场比其前辈（麦尔维尔、惠特曼等）更加残酷和野蛮，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更加直接和尖锐，但是他们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也是他们的前辈所无法想象的。即使在这之前的10年里，即19世纪80年代，这种受欢迎程度也是无法想象的。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美国国内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是以科技的进步为基础的。科技的进步在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高效便捷的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格局，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以更快的速度杀死更多的人。新一代的士兵已经很难想象往滑膛的毛瑟枪里装填火药和铅弹的场景。尽管传统的战争英雄主义的思想并未消失，但是新的“杀人机器”却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担心。马西姆机枪的出现更是改变了战争方式。以至于人们说：“（过去）我们大多数的战争是依靠士兵的冲锋、技巧和勇敢才取得的胜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胜利只是靠一个住在肯特的安静的搞科学的绅士完成的。”[25]在19世纪80年代，一个退休的军官这样说过：“下一场战争将注定是恐怖的屠杀。战场的武器变得如此恐怖，而人们的发明能力如此旺盛，在发明杀死自己同胞的方法上。与此相比，1870—1871年的法俄战争就似乎要温和得多。大炮、炸药枪和带弹夹的步枪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完成过去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事情。而蒸汽、电力、化学和所有人们称之为助力的东西都将被用在毁灭工作中。”[26]
正是对于这种大规模杀伤性的担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和道德性。同样的，越来越多的作家也开始向读者讲述他们对于“现代”战争的理解和怀疑。这些作家包括当时著名的马克·吐温、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廉·詹姆斯。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现代战争的否定、怀疑和诅咒，担心现代士兵的去人性化和战争带来末日的可能性。对19世纪末美国反战文学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以自己独特的睿智和讽刺风格，不断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于战争和技术进步的否定。他不仅仅关注真实的战争（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时的），还关注想象中的战争。他的作品中涉及了无数的战争场景：罗马战争、希腊战争、希伯来战争、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美国—西班牙战争，以及很多想象中发生在6世纪的战争。
与先前的几位反战作家不同的是，马克·吐温亲身经历了美国内战。1861年，马克·吐温参加了南方军队，那年他25岁。虽然他在军队里仅仅待了几个星期，这段经历却极大地改变了他对于战争的看法。25年后，当他再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一本自传体的短篇小说《失败一方的私人历史》（The Private History of the Campaign that Failed）。在这本半事实半虚构的小说中，他以一种自我嘲讽的口吻叙述了他的不幸经历。故事讲述主人公马里恩·然杰斯（Marion Rangers）加入南方军队，在一次意外中，把一个骑马人当作敌方的军人，将其误杀。随后，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觉得自己“是个凶手，我杀了一个人——一个没有伤害过我的人”[27]。马克·吐温将宏大的战争叙事浓缩到一个无知的人杀死一个无辜的人的细小问题上，以荒诞的情节将传统的英雄主义的文字变得可笑起来。他想让他的读者知道，在战争中，不是每一个人的死亡都带着光荣和正义的光环，有些死亡不会带有任何意义。
在接下来的作品中，马克·吐温进一步探讨了科技、机器、士兵和战争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文本中，他对于战争的谴责更加明显，对于现代战争的担心也更加清晰。
《亚瑟王朝里的美国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是一部伪历史小说。这部小说出版于1889年，花费了马克·吐温5年的时间。在这部小说中，马克·吐温以时间旅行的方式，想象现代的科技，特别是军事科技出现在英国的亚瑟王的时期会发生什么。故事讲述了一个新英格兰人汉克·摩根（Hank Morgan）在兵工厂因为撞到头部而昏迷，醒来后发现自己出现在6世纪的英国。摩根对于19世纪的军事科技无比自信，他相信19世纪的武器遇到6世纪的骑士时，获得战争胜利的结果是确凿无疑的。在他来到亚瑟王时期英国的3年里，他将“电报、电话、打字机、缝纫机，以及成百上千的用蒸汽和电力来驱动的机器”引入了那个时代，包括蒸汽军舰。战争的进程毫无悬念。摩根用现代科技和54人的队伍打败并杀死了2.5万人的骑士军队。马克·吐温很仔细地描写了战争中惨烈的场景。而且，小说的结局更表达了他对于现代战争的悲观。由于战后空气污染，摩根的54人的军队逐渐生病死亡，最后剩下他一人回到了19世纪。征服者最后被战争征服，这样的结局也反映了马克·吐温对现代战争的看法：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一方是赢家。在这样一个故事中，马克·吐温批判了现代社会对军事科技盲目的信仰。
在19世纪90年代末，马克·吐温完成了一部更加悲观的作品《年轻的撒旦的编年史》（Chronicle of Young Satan）。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奇怪的陌生人来到澳大利亚的小村庄的故事。这个叫“撒旦”的年轻人开始给村子里的年轻人讲授战争史。他给这些年轻人讲述了人类如何从优雅的伊甸园来到这个血腥的时代。他总结说：“希伯来人用标枪和剑来谋杀；希腊人和罗马人加入了保护性的盔甲和军事组织领导艺术；基督徒加入了枪炮和火药；两个世纪以来，他们极大地提高了武器的杀伤性，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承认，没有基督教文明，人们必定会永远过着穷苦和琐屑的生活。”他还说：“侵略者发起的战争总是有一个正当的目的。”[28]
20世纪早期世界局势的动荡使得马克·吐温更加关注战争。这个时期，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菲律宾—美国战争、波尔战争、日俄战争和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他还注意到了美国自身的扩张运动，也是美国殖民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从1901年到1910年马克·吐温逝世，他一直都担任“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的副主席。他一直都鲜明地批判美国的战争策略。在1901年，马克·吐温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致坐在黑暗中的人们》（“To the Person Sitting in Darkness”）的长篇文章，无比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美国在菲律宾进行战争的批评。他说：“我们践踏了一个公正的、有序的共和国，我们在背后捅了我们的盟友，扇了我们的客人一巴掌……我们抢夺了一位朋友的土地和他的自由，我们让无辜的年轻人扛着毛瑟枪做着强盗的事情。我们践踏着美国的荣耀，在世界面前给他抹黑。”[29]
通过自己的作品，马克·吐温不仅仅像他的先辈一样关注战争中士兵的死亡和亲人的悲痛，而是更加深层次地讨论战争的意义和道德性，甚至开始质疑科技和文明是否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他将自己的目光从死亡和创伤中解脱出来，开始讨论战争、机器、科技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后来反战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一时期的另一部著名反战小说是约瑟夫·科克兰德（Joseph Kerkland）的小说《K中队的上校》（The Captain of Company K）。作品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起来，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反战小说风格。小说讲述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故事：一个正直的平民参加了战争，做出了英雄主义的事迹，赢得了姑娘的芳心。然而，故事中的其他人物，却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懦弱的士兵、恶毒的军官、发战争财的奸商和其他的非英雄的人物形象，是传统的战争小说所不具备的。他想用这部作品将传统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战争小说解构出来，在勇敢的士兵背后，揭示战争中无数小人物的真实行为，展现当时战争的机械化和去人性化。他在小说中写道：“当士兵们在学习时（操作武器），他会觉得这里面隐藏着无限的力量和意义，也因此充满激情，但是当整个事件变得麻木而机械化时，看，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是提醒他这三千人里的每一个都不再是人，而变成了一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已。”[30]科克兰德注意到了现代战争使得士兵已经不需要去思考自己行为的动机和意义。传统士兵所具有的骑士精神、爱国主义思想和勇敢等要素在现代战争中已经不再具有意义。战争的高度机械化使得士兵不再具有人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故事的主人公却是一个勇敢的个体。这种个人和集体的鲜明对比，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直接冲突，以及传统战争观点和现代战争事实之间的碰撞，使得这部作品变得非常有趣，更能为读者所接受，激起读者对于战争意义的思考。
四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反战文学
在美国内战结束近40年之后，美国人又开始面对新的战争。1898年，美国—西班牙战争开始。这场发生在古巴的战争仅仅持续了100天，也并未造成较大的伤亡和破坏。大部分战事仅仅发生在一天的时间里（1898年7月1日），美国士兵的死亡人数不超过400人。这场战争并未在美国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
然而，另一场发生在菲律宾的战争却痛苦得多。依据《巴黎条约》，西班牙将菲律宾群岛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割让给了美国，然而这种主权转让并未得到菲律宾人的认可。美国同菲律宾人的战争持续了3年半的时间。虽然美国官方将这场战争称之为“暴动”，并声称战争于1902年年中结束，但是实际上，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913年。
美国人先前所经历的战争，无论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或是美国内战，战争的目的都是解决国内的基本矛盾，然而，与以前的战争相比，这两场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两场战争是美国的扩张战争，是美国从他国手中掠夺土地的战争。对于美国的反战作家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对于美国内战，由于其特殊性，绝大多数的反战作家都无法站在它的对立面来批判，无论是麦尔维尔还是惠特曼，在这方面显得束手束脚。然而美国的这两场战争很明显在道德和正义方面是站不住脚的，这也为美国反战文学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和素材。
欧内斯特·克罗斯比（Ernest Crosby）是这个时期反战文学的代表性诗人。他在早期受到了俄国精神哲学的影响，特别是托尔斯泰的拒绝任何暴力和暴力机构的观点。他辞去了位于埃及的国际法庭的法官工作，专程拜访了托尔斯泰，然后回到纽约致力于宣传托尔斯泰的思想。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后，克罗斯比一直站在反战的前沿。
克罗斯比用诗歌表达了他对于美西战争的关注，呼吁世界和平和社会改革。在诗歌《战争和地狱》中，他将自己的反战观点表达得清晰无比。这首包含17部分的诗歌开头是这样的：
战争是地狱，因为它将人们变成魔鬼，
你和我，努力地挤压和劈砍，
剥夺相互的生命，我们这时
不是已经变成魔鬼了吗？
地狱就是人们的杰作。[31]
对于美国在菲律宾进行的战争，克罗斯比更是表现出了另外一种担心，即美国人对于菲律宾的征服会将美国文明中的邪恶带给菲律宾人民。他在《白人的负担》一诗中写道：
挑起白人的负担，
送走你们坚强的孩子，
满塞给他《圣经》，
炮弹和杜松子酒。
带来一些疾病，
在热带的气候里传播，
因为健康的黑人，
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32]
克罗斯比的诗歌表现了他对美国帝国主义对本土的菲律宾人所表现出的傲慢和种族主义思想的批评态度，以反讽的口吻描述这些“不文明的”菲律宾人得到的来自“文明的”美国人的礼物：工厂、矿山、税收、监狱和电椅。
克罗斯比对于美国的军事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强的批评来自他的战争小说《金克丝上校，英雄》。这部400页的小说对于美国在古巴和菲律宾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并深刻思考不断增加的战争机械化带来的问题。小说讲述了一个叫作山姆·金克丝的男孩从在父母的农场摆弄金属士兵玩具，到他在古巴宾群岛参加战争的故事。古巴宾群岛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地方，是由古巴和菲律宾两个单词拼成的。传统的战争荣耀（Glory）变成了古老的暴力和血腥（Gory）。故事中充满了粗俗、偷盗、血腥、虚伪和贪婪。美国海外扩张的雄心壮志被克罗斯比描写成完全的愚蠢、诡计多端和卑鄙。整部小说变成了对于美国沙文主义的描述和抨击。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反战作家应该是威廉·迪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作为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豪威尔斯成功地重塑了当时美国大众的文学品位，同时也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作为“纽约反帝国主义联盟”副主席，他在自己的《哈波氏新月刊》（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杂志公开发表自己的和平主义观点。在1890年，他说：“实际上，在去嗜杀成性的野蛮人的土地上去杀害野蛮人这件事上，我们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最慢的一个，通常我们已经在半路上了。”[33]
他的短篇小说《伊迪萨》（Editha）发表于1905年1月。在故事中，他反对的不仅仅是美西战争，而是战争这一概念。在故事的开头，伊迪萨这个有着浪漫主义思想的姑娘鼓动她的未婚夫参加战争，希望他能够成为英雄归来。然而，她的未婚夫在第一次的小规模冲突中死去。未婚夫的母亲找到了伊迪萨，批评了她的好战性，“是的，你不希望他死去……你只是希望他去杀死其他人，一些外国人……你以为这对我的乔治，也是你的乔治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去杀死那些你从没有见过的苦命母亲的孩子和那些姑娘的丈夫。感谢上帝他没有活下来去做那些事情！感谢上帝，他们先杀了他，他没有沾满鲜血活着”[34]。
豪威尔斯在1908年被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的第一任主席，成为美国文学界的领袖。如此有影响力的作家发表的如此直接地批判战争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具有反战思想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从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前的这段时间里，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直接影响到了美国在“一战”早期对于战争的态度。和平组织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例如“纽约和平协会”“美国学校和平联盟”“芝加哥和平协会”“世界和平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教会和平联盟”等。正如历史学家大卫·派德森（David S.Patternson）所说：“对于和平的愿望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海军联盟（成立于1902年的组织，支持罗斯福总统建立海军的要求）也感觉应该宣称自己强烈地反对战争。”[35]
和平主义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反战文学的发展，为反战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长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反战文学才开始突破了道德和伦理的束缚，更加直接和强烈地抨击战争和战争背后的社会制度本身。经过了近50年的发展，反战文学终于开始为读者和批评界所正式接受，成了一种主流的文学类型。
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末的反战文学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反战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别已经正式在美国文学体系中建立起来了，但是反战文学真正的兴盛实际上是在“一战”之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反战文学作品第一次成了战争文学的主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人们重新认识了现代战争的杀戮和血腥。尽管美国并未像法国和德国那样深陷战争之中并遭受巨大的损失，但是新的战争形式和战争气氛无疑为反战小说的兴盛和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在法国战地医疗队和美军医疗队服役。他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开始，1917》（One Man's Initiation，1917）、长篇小说《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和现代主义经典作品《1919》。他在这些作品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反战观点：在战争中，暴力是荒谬的，道德是缺失的，或没有回报的。在他的《一个人的开始，1917》中，主人公对着一群法国人说：“我们中没有人相信战争是正义或是有用的，只不过是丑恶的相互杀戮的手段而已。”而另一个美国人说：“哦，上帝，这太荒谬了，这是安排相互杀戮，而没有其他的东西。”[36]
在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的反战小说家是劳伦斯·斯托林斯（Laurence Stallings）。他参加了“一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战后，他与他人合作了一部反战戏剧《光荣何价》（What Price Glory），并出版了一部自传体小说《羽毛》（Plumes）。他的作品都表现出了对于战争的反省。正如一个学者评论的那样，“纵观他的作品，劳伦斯·斯托林斯在去除战争中的浪漫主义和展现战争的悲惨方面，比其他任何美国作家都做得好”[37]。例如，他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一个美国士兵从他被德国机枪击中受伤，到他受伤的腿被截肢的经历。在故事中，斯托林斯透过他的主人公对读者说：“我向你保证所有的战争都是个错误，一个邪恶的人编排的野蛮的、恶毒的舞蹈。这是我们生命的悲剧，我们被那些寻欢作乐的笨蛋和傻瓜操控着。”[38]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著名作家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于战争的愤怒和失落，包括福克纳、托马斯·博伊德（Thomas Boyd）、威廉·马奇（William March）、E.E.卡明斯（E.E.Cummings）、埃利奥特·H.保罗（Elliot H.Paul）和达尔顿·特朗勃（Dalton Trumbo）[39]。但是，无论哪个作家都没有海明威那样将反战的所有感情如此巧妙和深入地融入小说中。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反战作品，给读者描绘了战争中士兵们遭受的令人难忘的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他笔下的人物，如尼克·亚当、杰克·巴恩斯和弗利德利克·亨利，已经成为战后反战作品的经典形象。
海明威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争中受伤。他在一次汽车爆炸中全身受伤多达227处，同时还被机枪打中腿部。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清楚地认识到了战争的荒谬性。在《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弗利德利克·亨利为意大利军队开救护车。他在跟另一个士兵聊天时说：
“你怎么看这场该死的战争？”
“堕落的。”
“我说它是堕落的，上帝啊，我说它是堕落的。”
随后一个士兵接着说：“上帝啊，难道这不是一场该死的战争吗？”[40]
正如亨利所说：“我每逢听到‘神圣’、‘光荣’、‘牺牲’等字眼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这些字眼我们早已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人们贴在层层旧公告上的新公告上读到过。但是到了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41]
“一战”后人们对于反战文学的欢迎可以从人们对《西线无战事》这部和平主义小说中看出。在1929年，《纽约时报》对于这部小说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赞扬了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对于“战争场景精妙的描写”，评价说：“在《西线无战事》中，我们得到对于战争的恐惧的、清晰的、真实的和令人信服的描写是不可超越的，这种恐惧存在、传播、生长，直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能够看到，感受到，并痛苦着。”[42]
“一战”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出现再次给人们足够的时间来体会战争的残酷，也同样给了反战作家重新思考战争的机会。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5年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和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以他们的代表作《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和《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获得了读者和评论界极大的赞扬。他们的作品中不再充满严肃的批评，而是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现代的玩世不恭来表达他们对于战争的讽刺和不屑。这些作品中充满了黑色幽默、宿命论和荒诞不经，从而剥去了战争的最后一点辉煌。
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给反战小说带来一种新的风格。他不再去讨论战场上的血腥，而是将故事的场景设置在了战争的后方，一个飞行大队的驻地。这里制造了杀戮，却远离前线，给人们一种和平的错觉。约瑟夫·海勒描述了一系列荒诞的人物形象：千方百计博取上级欢心的指挥官卡斯卡特，一本正经训练自己中队只为了在检阅中获胜的沙伊斯科普夫少尉，以及貌似忠厚老实却大发战争财的食堂管理员米洛。海勒笔下的人物完全失去了传统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或者其他任何的正面特质，他们只是将战争看作一个世界，而自己去经营自己的世界而已。在海勒看来，战争不仅是不道德的，更是荒谬的。战争只会腐蚀人心，让人们走向堕落。在他看来，战争同整个战争体制一样，都是人类贪婪和堕落的表现。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故事的主人公尤索林曾经满怀英雄主义的热忱参加战争，并立下战功。然而在目睹了种种荒诞、疯狂和残酷后，他由严肃诚挚变为玩世不恭，由热爱战争变为厌恶战争。他曾愤慨地指出：“只消看一看，我就看见人们拼命地捞钱。我看不见天堂，看不见圣者，也看不见天使。我只看见人们利用每一种正直的冲动，利用每一出人类的悲剧捞钱。”[43]在他逐渐意识到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和荒诞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无能为力时，他选择了逃避，逃往了一个和平国家瑞士。对于他自己的逃兵举动，尤索林说：“我并没有逃避我的责任。我是去承担我的责任。我为了活下去而逃离，没有什么不对的。”[44]
海勒将现代的战争和暴力机器抽象成为一种荒诞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而任何人在这种力量下都感觉到无助和绝望。海勒用这种荒诞的幽默来反思战争背后的力量和动力，反思士兵在战争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他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将事件扭曲和变形，用荒诞来描述深邃的哲理，却用严肃的语气来讲述荒诞的事件，用幽默和讽刺来述说绝望，用冷漠来讲述悲惨和痛苦。他用这种风格将司各特的战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彻底地解构，将英雄重新塑造成为一个个可怜挣扎的“反英雄”。
与约瑟夫·海勒不同，库尔特·冯内古特将科幻融入反战小说中，以另一种形式扩展了反战小说的风格。他的代表作《五号屠场》的副标题“儿童十字军：与死亡的尽职舞蹈”（The Children's Crusade：A Duty Dance with Death）清楚地表明了战争的本质，即与死亡共舞。作为德国德累斯顿轰炸的幸存者，他看到了人们用科技摧毁了一座城市并杀害了13万人，随后又看到了原子弹轰炸日本。库尔特·冯内古特感到他的经历“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胜利后目睹基督徒进行可怕的大屠杀”，至今他“仍然有着那种精神恐惧”[45]。
1945年2月，美国空军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进行了轰炸，摧毁了整座城市，并杀死了13万多平民。然而，这次空袭并没有毁灭德国的任何重要资源、中断他们的通信或者削弱德军的战斗意志，也并未加速美军向东的推进。而冯内古特故事中最大的讽刺不在于这次毫无意义的轰炸，而是一个美军战俘，因为从废墟上拿走了一个茶壶而被给予严厉的审判，并根据法律条文以抢劫罪被处以死刑。冯内古特极为讽刺地说：“代价极为昂贵并精心策划的德累斯顿暴行毫无意义，最后在整个这颗行星上只有一个人从中获利，那个人就是我。我写了这本书，赚了很多钱，使我有了名声，尽管写得并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每一个被炸死的人身上赚了两三美元。”[46]
面对着这样一个没有理性的战争和没有理性的社会，冯内古特也同样选择了一种无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战争的讽刺。他用想象构建了一个完全和平的星球，告诉星球上的围观者：“要知道，我来自一个从一开始就充满着没有意义的、杀戮的星球。”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向星球的居民求教，由此提出了关于战争和死亡的世界观：“在地球上阻止战争的想法也是愚蠢的。”冯内古特抛弃了传统反战小说中焦虑的、道德的、悲剧性的观点，开始用一种平静的、消极的意识来表现战争的不可抗拒性。他的黑色幽默同海勒的一样，在这个无法理解、无法改变的荒诞的世界里，无论是对战争与死亡的消极的接受或冷漠的旁观，还是揭露、批评战争的恐怖从而呼吁人们阻止战争，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都只是一种面对战争的生活方式而已。
这个时期其他的反战作家，包括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和约翰·赫塞（John Hersey），都先后完成了一些关于“二战”和朝鲜战争的小说和诗歌。同先前的那些作家一样，他们指出战争中实现英雄主义的不可能性。新的战争武器在新的战争中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性。在威廉·斯泰伦的小说《长征》（The Long March）的第一页里，他描述了一次事故：8名正在训练、准备奔赴朝鲜战场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被“二战”遗留下来的军火炸死了。这次戏剧性的意外却使得士兵们的死亡变得毫无意义。
“二战”后的反战作家们还关注着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的道德性，开始担心大灾难的开始。在《广岛》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小说家约翰·赫塞追踪了6位原子弹幸存者的生活。在作品的最后一页，他引用一个德国牧师的话说：“事件的症结是整个战争在这种形式下是否是正义的，即使将正义作为战争的目的。如果它带来的后果超越了任何的善带来的后果，这是否是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恶呢？”[47]10年后，当时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二战”时期的记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说：“下一次战争，如果我们愚蠢到让它发生的话，将会是最后一次。没有人会留下来记录任何事情。”[48]
“二战”之后的反战作品很多，但是美国越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反战文学被真正神化了。与美国内战时反战作品被删减和审查相反，越战后的这些作家的作品很快受到了赞扬。这些作品充满了讽刺以及失望，让读者觉得长期的越南战争，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是一个昂贵的、不道德的错误。
这个时期反战文学的兴盛和批评界对其风格和情感的接受，从反战文学所获得的文学荣誉上可见一斑。例如，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的《狗士兵》（Dog Soldiers，1974）、蒂姆·奥布莱恩（Tim O' Brien）的《追寻卡西艾托》（Going After Cacciato，1978）和拉里·海涅曼（Larry Heinemann）的《帕科的故事》（Paco's Story，1986）获得了国家图书奖。汤姆·琼斯（Thom Johnes）的《拳击手的休假》（The pugilist at Rest，1993）和托拜厄斯·沃尔夫（Tobias Wolff）的《在法老的军队中：一场失落的战争的记忆》（In Pharaoh's Army：Memories of A Lost Wa r，1994）入围国家图书奖的最后一轮。罗伯特·奥仑·巴特勒（Robert Olen Butler）的《奇山异香》（A Good Scent from a strange Mountain，1992）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
当一种抗议文学变成文学主流时，会产生什么意义？当一种反抗文学成为主流后会走向何方？反战文学的兴起伴随的是传统的战争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弱化。这种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思想在美国内战时使得士兵和平民相信战争能带来自我实现。勇气、荣耀、忠诚和自我牺牲是那个时期为人们所称道的高贵品质，也是帮助人们挺过战争痛苦的重要支撑力量。反战文学将战争中偶像化的勇士变成了异化的反英雄，使得美国从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变成了怀疑主义的国家。
在反战作品中，虽然作家们仍然在质疑战争的意义，但是新的浪漫主义已经在这些作品中萌芽开来。这种浪漫主义首先讲述的是孤独的人们在现代战争中的荒诞和在恐惧中的挣扎，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种荒诞和恐惧中的简单的理想和憧憬。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尤索林的逃离，到拉里·海涅曼的《帕科的故事》中的人物，无论是士兵、军官还是记者，虽然对战争充满了失望，对于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心，但都渴望从这无法忍受的世界中生存下来，而这个愿望，成了他们生活的动力。菲利普·卡普托在小说《战争谣言》（A Rumor of War）中说：“我们只能去忍受。我们活下来，这就是我们的成功。”[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