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少数族裔反战小说的兴起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反战文学殿堂里，从来不缺少族裔文学的一席之地。而当人们谈到美国族裔和他们的文学时，经常被提起的是与白人相对立的黑人和他们的文学。事实上，在美国由“大熔炉”变成“色拉碗”的过程中，更多的少数族裔凸显了他们的文化与文学活力。目前，美国的族裔包含了族裔人口最多的奇卡诺人（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裔美国人）、黑人、印第安人、亚（洲）裔人、犹太裔人、德裔人等。若以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为起源，美国族裔文学的创作历史可谓悠久。而真正得到广泛承认与欣赏的族裔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时期的文学。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的黑人文学引起了主流社会的注意。在民权运动兴盛与越南战争正酣的60年代，族裔文学以诗歌、短篇故事和小说的形式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族裔作家们书写他们本民族所遭受到的阶级压迫、贫穷、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与战后创伤。从70年代开始至今，族裔文学进入兴盛的时代，族裔作家们继续运用创作的各种形式，在主题方面，进一步意识到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美国社会司法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有关战争的文学一直伴随着族裔文学的发展。
美国族裔反战小说的兴起源于族裔人被迫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在海外为白人政府作战却一无所获的不满与徘徊于主流社会边缘的族裔人对自身充满贫困与歧视的境遇的愤懑与反抗。
“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的族裔文学承袭了白人主流社会的文学形式，主要以诗歌和小说为载体，抨击战争的邪恶。尽管同样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二战”后的黑人和亚裔作家们仍然把战争描写成与他们无关的东西。如拉尔夫·埃利森的小说《隐形人》（Invisible Man，1952）和詹姆斯·鲍德温的《桑尼的蓝调》（Sonny's Blues，1957）等反映了黑人对战争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白人的战争不是黑人的战争。约翰·冈田的《不不儿》（No-No Boy，1957）表达了作家对美国在“二战”中建立拘留营关押无辜日裔美国人的政策的批评。奇卡诺族裔诗人贡萨雷斯用他的母语西班牙语在他的史诗《我是华金》（I'm Joaquin，1967）中愤怒地谴责了白人政府的不公正不正义行为，认为族裔人的鲜血洒在诺曼底海滩和朝鲜战场上就是无谓的牺牲。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的大法官瞎了眼，看不见国内民众的苦难。犹太裔作家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1961）和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 Five，1969）把战争中军队的腐败与荒诞描写得淋漓尽致。纳瓦雷·斯科特·莫马迪的小说《日诞之地》（The House Made of Dawn，1968）讲述了“二战”退伍青年遭受“二战”后心灵创伤与回归族群后获得治愈的故事。这个时期的族裔反战文学一开始就把反战与反种族歧视联系在了一起。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了近10年的越南战争前所未有地牵连了美国所有族裔的青年。战争中的死亡与对死亡的恐惧和白人政府对他们的欺骗给他们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他们从亲历者的角度或叙事人的角度把过去的战争和战争对人们的身心伤害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
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90年代，族裔作家的反战文学与主流文学一起进入了反思战争的创伤文学时代。这个时期迎来了创伤小说的兴盛时期，反战文学家们对战争创伤的记忆深刻，有关战争的创作持久。奇卡诺文学教父鲁道尔夫·阿纳亚则在他的小说《保佑我，乌尔蒂玛》（Bless Me，Ultima，1971）中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原子弹描写成“使人变为灰烬的东西”，参加过战争的奇卡诺青年丢失了自己的身份，生活变得颓废；奇卡诺戏剧家路易斯·瓦尔德兹的戏剧《左特装》（Zoot Suit，1979）描述了奇卡诺人在“二战”中遭遇的种族歧视；印第安族裔作家莱斯利·麻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小说《典仪》（Ceremony，1977）继承了莫马迪的写作风格与题材，讲述了“二战”退伍兵的身心创伤与土著文化疗伤的故事。詹姆斯·韦尔奇的小说《福尔斯·克罗》（Fools Crow，1986）等叙述了印第安黑脚部落抵抗白人入侵的真实历史。安娜·卡斯蒂洛的小说《远离上苍》（So Far from God，1993）控诉了海湾战争给族裔女人们带来的灾难。德梅特里亚·马丁内兹（Demetria Martinez）的小说《母语》（Mother Tongue，1994）揭露了美国侵略者的暴行。丹尼尔·卡诺的小说《转移忠诚》（Shifting Loyalties，1995）讲述了5个奇卡诺青年越南战争前、战中和战后的经历，他们饱受战争暴行的磨难，历经30载都无法再适应普通人的生活。阿尔弗雷多·维亚的小说《诸神去乞讨》（gods go begging，1999）叙述了所有族裔退伍兵所遭受的战争创伤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对他们战后所遭遇的司法不公进行了批评。
美国族裔反战小说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以真实的场景描写、生动的人物刻画和令人潸然的故事情节再现了战争的罪恶，给后人以深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