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历史背景

第一章 一千年来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情况

1400年以前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1400—1900年爪哇华侨人口多于外岛：1400—1600年爪哇华侨人口增长速度缓慢，1600—1800年爪哇华侨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800—1900年爪哇华侨人口增长速度减慢。——1900—1930年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

华侨定居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姑不论地下的考古发掘，单是凭文献的记载，也有一千多年了。要对这一千多年的华侨人口分布和变迁给予数量上的描述，即使是十分粗略，也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历史文献很少明确提到华侨，更少明确提到华侨人口数字。以研究华侨史著称的日本学者成田节男就这样写道：

“从来关于华侨的文献都只写到暗示华侨存在的程度，要据此以考察华侨的人口和生活，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1]

“在中国文献里，全然没有有关华侨人口的统计史料，因此无从知道华侨的发展程度。有关华侨的人口统计……是欧洲人在南洋建立殖民统治以后的事，在此以前，即使是推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2]

当然，殖民统治者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掠夺需要，不能不进行有关包括华侨人口在内的当地人口统计，但是荷兰人初期所提供的人口资料，同我们今天的要求比起来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首先是数量不足，荷兰统治印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单是爪哇一地就几乎整整耗用了两个世纪。[3]荷兰人有关爪哇的第一张地图是在迟至东印度公司的后半期，即1726年F.Valentyn的《古爪哇概况》（Beschrijvin Van Groot Djawa of the Java Major）一书出版之后才问世的，[4]当时荷兰人对于爪哇的地理知识很贫乏，除了沿海地区之外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吧城附近为了出卖土地要确定四至，才进行土地丈量，其他重要地区直到公司关闭之后才开始收集一些统计资料。[5]因此荷兰人早期所提供的人口资料，也只是局限于吧城一隅。同时这些资料的质量还是很低，一如莱佛士所写的：“根据荷兰人的行政管理准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最近，荷兰人就一直没有想到要认真进行统计调查，即使进行了，在那种陈腐的管理制度下，也不可能得到可靠的材料。”[6]因为当地人民都把殖民统治者所举办的“任何有关国情的统计调查，都看成是一种实行新税或勒索的前奏，因此他们总是设法隐瞒人口的真实状况”[7]。

材料残缺既是如此，要全面描述人口分布，显然并非易事；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必要尽可能地勾画出一个粗略的轮廓来。

下面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辽阔的印度尼西亚按照传统区划，分为“爪哇”和“外岛”两个部分，爪哇包括马都拉，外岛包括爪哇以外的各个岛屿。

如果说自《汉书·地理志》以来有关中国人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通商贸易，以及自东晋法显以来有关求法高僧的稽留爪哇和苏岛等记载，都还不能认为就是中国移民前往定居的确证，那么至少到五代十国，爪哇和外岛就几乎同时出现了有关中国移民前往定居的明确记载了。

阿拉伯人马素地（Masudi）在所著《黄金牧地》一书中说，当他于943年途经苏岛时，就看见有许多中国人因避内乱（即黄巢起义）前来定居，特别是在旧港地区。[8]根据爪哇史乘的记载，大约在950年章加朗（Janggala）王国国王Panji Ino Kerta Pati在位的时候，有一只中国大船在爪哇北部海面沉没，船员流落扎巴拉、直葛、三宝垄一带，船主献宝石于王，获允召集船员就地定居。[9]

如果上述记载是合乎事实的话，那么在时间上，苏岛华侨的定居应先于爪哇华侨，因为黄巢起义是发生在公元878—884年，比爪哇华侨的定居早了八十年；在人数上，苏岛华侨似乎也比爪哇华侨来得多，姑且不说此后的陆续移入，单是八十年的人口自然增殖，也就大大超过爪哇的一船遇难水手了。就当时的航程来说，苏岛离中国近，宋时自三佛齐“汛海使风，二十日可至广州”[10]，这同东晋义照八年（412）四月法显自爪哇搭船返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11]；宋淳化三年（992）十二月阇婆国使自爪哇“使汛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12]。以及至元三十年（1293）四月[13]元军败退，自爪哇“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14]等等记载比较起来，三佛齐距中国的航程要比爪哇短了三分之二，中国移民前往三佛齐似乎要比前往爪哇来得方便。加之当时三佛齐王国[即室利佛逝王国（Srijvijaya）]版图辽阔，国力强大，南海之地为其属者凡十五，[15]它控制着当时中南交通的孔道——马六甲海峡和克拉（Kra）地峡，特别是后者意义重大，中国船只运载乘客和货物，每每在地峡东岸登陆起卸，通过地峡，再在西岸乘船继续前进，这样可以大大缩短航程，[16]因此中国商船和移民南航者大多首先集中在三佛齐王国。从当时中印之间的宫廷贸易来说，三佛齐与中国的交往频繁，也不是同期的爪哇所可望其项背。据《宋史》记载，自建隆元年（960）至淳熙五年（1178），三佛齐国遣使贩货来中国者凡二十六次[17]，而爪哇国遣使来中国者，仅四次。[18]商业往来的频繁定然有利于移民前往定居。至于宋时三佛齐已用中国文字“上表章”，[19]固然说明当时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但也未始不旁证当地中国移民定居之早和定居之众。

外岛华侨人口领先这一趋势，到了元朝似乎又由新的华侨聚居地的形成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西里伯的望加锡，当地人民曾流传着他们是13世纪为逃避蒙古人入侵前来定居的南中国移民的后裔的传说，[20]我们未始不可由此推定元初已有中国居民前往西里伯定居。在加里曼丹西南端的勾栏山（Gelam），“元初军士征阇婆，遭风于山下……有病卒百余人，不能去者逐留山中，今唐人与番人丛什而后之”[21]。印度尼西亚学者Boejong Saleh说，勿里洞之出现中国人聚居的村落，始于1293年元军出征爪哇。[22]

到了明初，苏岛华侨又再度增加：洪武三十年（1397）梁道明据三佛齐，“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23]。以最低限度二千家计，每家五口，仅三佛齐一地，闽粤军民移居者当不下万人。这个数目征之十年后三佛齐头目陈祖义率部之众，并不为过。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使西洋诸国，还至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潜谋要劫，和觉之，整兵提备，祖义兵至，与战大败之，杀其党五千余人”。[24]这五千余人当然是成年男丁，再加上老幼妇孺，三佛齐华侨人口之众便可想而知了。而同一时期的爪哇华侨人口则缺乏类似的记载，因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定：在1400年以前，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外岛多于爪哇，而外岛又以苏岛旧港为著。

显然在同一期间，爪哇华侨人口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也在不断积聚，大约到了1400年以后，爪哇华侨人口就超过苏岛，日益取苏岛的地位而代之。1225年宋赵汝适著《诸蕃志》，提到杜板（Tuban）时仅说“居民架造屋宇与中国同”，[25]而未言及华侨，更未言及华侨人口之众。但是到1413年马欢游爪哇时，杜板及其邻近已是华侨聚居之地。这中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是宋亡，南中国居民避难爪哇，为数当在不少，致使今天爪哇人民自认为是13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后逃来印尼定居的华侨后裔。[26]到1300年爪哇满者伯夷王国兴起，[27]杜板成为当时王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28]华侨来此贸易和定居者，日益增加。到14世纪后半期，满者伯夷王国日益强盛，拥有强大的海陆军，经常南征北战，[29]1397年出兵“破三佛齐，据其国，改其名曰旧港，三佛齐逐亡”[30]。此后，“佛齐渐致萧条，商舶鲜至”[31]，而爪哇则随着满者伯夷王国的兴起成为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中心，华侨来此贸易和定居者日众，1413年马欢游爪哇时，杜板已是华侨聚居之地，“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泉人流居此地”[32]。革儿石（Gresik即今锦石），华侨定居之众竟辟其地为“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33]。再自此东行至苏儿把牙（Surabaya，即今泗水），“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34]。如果按五口之家计算，新村一地，即有华侨五千余人，其余两地如华侨占半，则1413年东爪哇华侨人口合计约达万人，这已接近1397年闽粤军民泛海三佛齐从梁道明者“数千家”的水平。

而同一时期的三佛齐，如果郑和大败陈祖义，“杀其党五千余人”的记载是属实的话，那么随着政治经济的衰落，华侨人口也在迅速下降。革儿石之命名“新村”。三佛齐之易名“旧港”，未始不是象征华侨人口的盛衰变化。

此后爪哇华侨人口又有新的发展，1413年马欢途经泗水时，仅述其地“番人千余家，其间亦有中国人”，而没有提及中国人之众；1617年张燮写《东西洋考》时，则述泗水“港旁大洲，林木蔚茂，千余家，强半是中国人”[35]。不仅这样，这时候西爪哇还出现前此文献所没有提到的新的华侨聚居地——万丹。（下港）在张燮笔下已是“四通八达之衢”，华侨在此地举足轻重，竟然达到万丹国王需“立华人四人为财付”[36]。万丹城内有繁盛的华人居住区，[37]人口多达数千人，[38]他们不仅“忙于经营商业，而且勤于经营农业、种植胡椒和酿酒”[39]，胡椒是多年生作物，从播种到收成需历时4—5年[40]。从胡椒的种植也就说明中国移民在此定居的永久性了。

万丹之外，又有加留（Soenda Kelapa）[41]，这就是荷印殖民时代的吧城，印度尼西亚教授Soekanto博士说：“当1400—1500年加留还没有成为一个贸易港口时，中国人的胡椒船就驶此。……到1596年荷兰船只第一次到达加留时，中国人已在那里定居设坊酿制亚力酒了。”[42]1611年东印度公司曾以1200元（西班牙银元reaal）的代价，向万丹王驻椰城代表购得坐落芝利翁河（Tji Liwoeng）东岸华人居住区内的一块建筑用地，面积约50×50平方法，[43]从这块建筑用地之广，就可以想见当时椰城的华侨人口已经多到足以形成一个宽广的居住区。

这些都说明1400年以后随着爪哇之日益成为印尼的政治经济中心，印尼华侨人口的分布也日益集中于爪哇，从而华侨人口中心也就日益由外岛转到爪哇。

当然，外岛华侨人口的分布也随着这个过程在变化。例如加里曼丹南岸的勾栏山（Gelam）在1293年元军征爪哇，经此地遇大风，留病卒百余人居山中，[44]到了明初永乐三年（1405），此百余病卒竟不断繁衍，使“其地多华人”了。[45]又如香料群岛文老古（Moluccas），元朝文献仅仅提到其地产丁香，“每岁望唐舶贩其地”，而没有提到华侨流寓其间，[46]到了明朝，则其地不仅有华侨流寓其间，而且流寓华侨足以游说西荷两国平息兵争。[47]

外岛华侨人口在人数和地区分布方面尽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增长速度和积聚程度上，似乎还不足以与爪哇华侨人口相提并论，这一点我们从当时中印宫廷贸易的发展变化也可以得到旁证：自明洪武三年（1370）到永乐元年（1403）的三十三年间，爪哇国使贩货来中国者先后凡十一次，平均每三年来往一次；1403年后，往来更为频繁，或“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到1443年始以“朝贡频数，供亿费烦”，改为“三年一贡”[48]。而同一时期的三佛齐仅在洪武初期（1371—1877）遣使贩货来中国三次，1377年之后“其国益衰，贡使遂绝”[49]。这个转变恰好与宋代的情况适得其反，既然贸易往来会有利于移民的定居，那么更多的贸易就意味着更多的移民。

总之，到荷兰人东来为止，华侨人口的分布已遍及印度尼西亚各大岛屿，在人数上，大约1400年以前以外岛为多，1400年以后则以爪哇为多。

爪哇华侨人口之后来居上的趋势，在荷兰人入侵后的前二百年里，即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更为加速。东印度公司出于种种原因，或是需要假手华侨进行对华贸易，或是需要役使华侨进行生产建设，不得不大力招徕中国移民。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移民前往印度尼西亚，几乎都积聚在爪哇一地，因此爪哇华侨人口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详见后文讨论）。而同一时期的外岛则不存在这一现象。

在加里曼丹岛，虽然我们不能说荷兰人东来后就没有中国移民前往定居，但是根据文献的记载，大批华侨之移入加里曼丹岛，是1760年以后的事，[50]这一年有一只中国大船到达三发（Sambas）湾停泊，向三发苏丹借地居住，并就地开矿种地，此后才有其他华人接踵而来。“兰芳公司”的创始人罗芳伯是在1772年率领同宗一百余人前往西加里曼丹的，[51]看来在1770年以前，加里曼丹岛并不存在大批的中国移民。

苏门答腊的情况也一样，大规模的移民是18世纪中叶以后为适应开发锡矿的需要而出现的，邦加锡矿是1710年开始开采，到1725年才开始提到锡矿工人中除本地人外，还有中国人。[52]勿里洞虽然早就知道有锡矿存在，但在1825年荷印政府勘探锡矿时，岛上并没有任何开采活动，[53]所以大批中国移民之前往勿里洞是在1851年荷兰人了解该矿具有开采价值以后的事。[54]招募并雇用大批中国劳工的苏东烟草种植业则是迟到1864年才开始建立的，[55]峇眼亚比亚比（Bagan Si Api Api）的中国渔民居留地也是迟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建立起来的。[56]

至于印尼东部岛屿的情况就更是如此：在香料群岛一带，中国人虽然比荷兰人早两个世纪到达，但是从欧洲人入侵以后，中国人前往这一地区就困难重重，与当地居民的通商贸易，每每招致飞来横祸，人货俱空。《东西洋考》说：“向时舟所携货，有为红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机，必怒；谓此舟非关我辈来，直是和兰接济，将货掠去，且横杀人，故必缄固甚密，不令得见。若红毛人见有佛郎机所需货，恕亦如之，介纷之后，稍息睚眦，然一渊两蛟，商彼者亦难矣！”[57]商船往返已是如此困难，移民定居更是谈何容易。总之，在1854年香料垄断贸易宣布废止之前，这一地区并没有中国人活动的余地，而在此之后，由于香料群岛的衰落，也没有什么足以吸引中国移民前往定居之处，既没有种植园，也没有锡矿场。安汶岛（Ambon）就是—个例子：尽管在17世纪初，荷兰人为了经营安汶岛，一再招徕中国移民，并且在安汶市设置华人街，委派甲必丹，但是由于中国商人的香料贸易损及公司的垄断利益，中国商人的勤奋俭朴招致荷兰商人的妒忌排挤，因此安汶荷兰殖民改府一再限制中国移民的入境。安汶华侨人口在17、18两个世纪始终停留在300人左右，到18世纪末才增至400人，20世纪初，才增至500人。[58]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邻近爪哇的帝汶岛（Timor），1616年9月12日东印度公司总督燕·彼得逊·昆在给帝汶商业官Crijn Van Raemburch的指示中说：“如果中国人前往帝汶贸易，你们必须遵照前发指示，没收他们的货物，并且把他们加以驱逐。”[59]

在新几内亚及其他小岛上，虽然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有过贸易往来，但并不值得重视，因为整个地区直到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一直是海盗出没之地，[60]谈不到大量的移民定居。

所以在荷兰人入侵以后的头两个世纪里，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仍然是继续15、16世纪的进程，集中在爪哇岛上。这一点我们从稍后所公布的统计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荷印政府从1860年起开始每隔十年公布一次包括外岛在内的全印度尼西亚人口数字，根据这份资料，1860年印尼华侨2/3在爪哇，1/3在外岛，外岛之中又以苏岛及加里曼丹为多，分别占华侨人口总数的18.2%及11.5%，至于西里伯、摩鹿加、帝汶、巴厘、龙目等东部岛屿的华侨，合计起来还不到总数的3%，如果我们考虑到苏岛华侨是从18世纪20年代以后、加里曼丹华侨是从18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大批移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在此以前爪哇华侨人口的集中程度了。

表1-1 1860—1930年印尼华侨人口分布概况

印度尼西亚华侨集中爪哇这一趋势，到东印度公司关闭之后就逐渐开始转变，随着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的日益重视外岛和开发外岛，外岛华侨人口也日益上升，根据1860—1930这七十年的人口统计，外岛华侨除加里曼丹一地增加幅度仅四倍外，其余各地都增加九倍至十倍不等，但是同期的爪哇华侨人口只增加三倍。这种增长速度的不一，大大改变了华侨人口的分布面貌：17、18世纪大部分华侨分布在爪哇，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到20世纪30年代，则大部分华侨分布在外岛，除加里曼丹一地人口比重变化不大仍然维持在过去的水平外，其余各岛比重都分别增加了一倍左右，而爪哇人口的比重则下降了将近1/3。如果我们把华侨人口比重不大的东部岛屿略而不论，那么一个世纪来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变化，就全部表现在爪哇华侨人口比重和苏岛华侨人口比重的一升一降上面，爪哇华侨人口比重的下降几乎就是苏岛华侨人口比重的上升，前者下降20%，后者上升18%。这样，在华侨人口分布上，苏岛又逐步恢复了它往日的举足轻重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结论：一千多年来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分布变迁，1400年以前，是外岛华侨人口多于爪哇，其中又以苏岛为著。1400年以后，爪哇华侨人口就日益后来居上超越外岛，这个变化一直继续到20世纪初期，前后共五百年；其中前二百年（1400—1600）爪哇华侨人口积聚速度缓慢，后二百年（1600—1800）积聚速度加快，到最后一百年（1800—1900）速度又减慢。20世纪以后，外岛华侨人口则奋起直追，终于超越爪哇而再度成为华侨的人口中心。

至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如果要考察荷属东印度公司时期印度尼西亚华侨人口的变迁，显然爪哇华侨人口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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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田节男：《华侨史》，第97页。

[2] 成田节男：《华侨史》，第181页。

[3] H.Blink：《荷属东印度的地理、人种及经济概况》（Nederlandsch Oost-en West-Indiё，Geographisch，Ethnographisch en Economisch Beschreven），第1卷，第428页。

[4]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6页。

[5]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6页。

[6]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74页。

[7]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69页。

[8] G.G.Geline：《Ptolemy东亚地理的研究》（Researches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第621页。

[9] 莱佛士：《爪哇史》，第Ⅱ卷，第98页。

[10] 《宋史》卷489《三佛齐传》。

[11] 足立喜六：《证法显传》，第259页。

[12] 《宋史》卷489《阇英传》。

[13] 《元史》卷210《阇婆传》。

[14] 《元史》卷162《史弼传》。

[15] 《诸番志》，三佛齐国条。

[16] 萨奴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第27页。

[17] 《宋史》卷489《三佛齐传》。

[18] 《宋史》卷489，《阇婆传》。

[19] 《宋史》卷489，《三佛齐传》。

[20] 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第454页。

[21] 汪大渊：《岛夷志略》（1350年前后撰），勾拦山条。

[22] Boejong Saleh：《东印度公司以前定居印尼的中国人》（Orang Tiong Hoadi Indonesia sebelum Kompeni），载印度尼西亚文《觉醒》周刊（Mingguan Sadar）1956年第34期。

[23] 《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24] 《古今图书集成》边商典，三佛齐部。

[25] 《诸蕃志》卷上，苏吉丹条。

[26] 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第454页。

[27] 莱佛士：《爪哇史》，第Ⅱ卷，第105页。

[28] 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第197页。

[29] 萨努西巴尼：《印度尼西亚史》，第71—72页。

[30] 《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31] 《明史》卷324，《三佛齐传》。

[32] 《瀛涯胜览》，爪哇条。

[33] 《瀛涯胜览》，爪哇条。

[34] 《瀛涯胜览》，爪哇条。

[35] 《东西洋考》卷3，下港条。

[36] 《东西洋考》卷3，下港条。

[37] Vermeulen：《红溪惨案本末》，椰城中译本，第3页。

[38] 岩生成一：《下港唐人街盛衰变迁考》，《东洋学报》第31卷第4期。

[39] Vermeulen：《红溪惨案本末》第3页。

[40] 莱佛士：《爪哇史》，第Ⅰ卷，第238页。

[41] 《东西洋考》卷3，下港条“加留下港属国也，半日程可到，风土尽相类之”。

[42] Dr.Soekanto：《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以前的椰城》（Sedikit tentang halihwal Kota Djakarta Sampai Lahirnja Republik Indonesia），《椰城建城429周年纪念》（Djakarta 429 Tahun）特刊，1956年版，第40页；又de Haan《老吧城》（Oud Batavia），第Ⅰ卷，1922年，第74页。

[43] De Haan：《老吧城》，第Ⅰ卷，第12页。

[44] 《岛夷志略》，勾栏山条。

[45] 《明史》卷323《麻叶瓮传》。

[46] 《岛夷志略》，文古老条。

[47] 《明史》卷323《美洛居传》：“自是岁构兵，人不堪命，华人流寓者游说两国，命各罢兵。”

[48] 《明史》卷324《爪哇传》。

[49] 《明史》卷324《爪哇传》，三佛齐传。

[50] 见P.J.Veth《西婆罗洲》（Borneo's Wester—Afdeeling），1854年版，第298页。

[51] 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第489页。

[52] 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第204页。

[53] 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第204页。

[54] Allen：《印尼和马来亚的西方企业》（Western Enterprise in Indonesia and Malaya），1956年版。

[55] 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第226页。

[56] 凯特：《荷印中国人的经济地位》，第211页。

[57] 《东西洋考》卷5《美洛居条》。

[58] 岩生成一：《安汶岛初期的唐人街》，《东洋学报》第33卷第34期。

[59] H.T.Colenbrander：《燕·彼得逊·昆东印度商务文件集》（Jan Pieterszoon Coen，“Besc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e”），第Ⅰ卷，1923年，第432页。

[60] 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第496—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