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文献“他塑”的壮族形象

由于历史文献的书写者大都是作为壮族之他者的汉族人，所以，相对壮族这个我者而言，他们在历史文献中对壮族形象的建构，就算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他塑”壮族形象了。那么，在汉族的这种历史的“他塑”模式下，壮族到底被塑造成了什么样的形象呢？下面我们就来作一具体的分析。

由于壮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曾先后以越、南越、骆越、西瓯、俚、僚、僮、俍等称呼出现在历史中，所以，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这样的称呼的书写都可以看成是对壮族的描述。而这些壮族描述尽管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出的，但经常会出现一些高频词汇。而这些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汇，在比较文学形象学里被称为“套话”。

“套话”原指印刷业中使用的“铅板”，后被转借到思想领域，指那些一成不变的旧框框、老俗套，而在符号学研究中，它则指人们“思想的现成套装”，亦即人们的各种先入之见。到了19世纪，美国学者瓦尔特·利普曼，则直接将它定义为“我们头脑中现存的形象”。到了20世纪，法国比较文学家巴柔则在此基础上将套话定义为“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2]。可见，“套话”就是形象。既然“套话”直接的就是形象，所以，下面我们就从历史文献的壮族书写中的这些“套话”入手来分析历史文献的书写者到底据此建构出了怎样的壮族形象？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壮族形象类型。

一 与“蛮”字相对应的缺乏教化的野蛮的壮族形象

“蛮”字，应该是历史文献用来描述壮族先人最多的词汇，如将壮族的居住地称为“蛮荒”“蛮貊”“蛮地”，壮族的风俗则称为“蛮俗”，壮族的语言则称为“蛮语”，壮族的服饰则称为“蛮服”。在历史文献的汉族书写者眼里，壮族真可谓是无处不“蛮”。为何“蛮”字用得如此之多？这可从“蛮”字的含义演变中见出缘由。

首先，看“蛮”字的本义。对此，学者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蛮”是壮族的自称，是壮语“板”的汉语音译，后被转用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3]有的认为“蛮”是人、人群的意思。[4]我们暂且撇开其本义渊源，先从其实际的使用意义入手来看其意义的演变。“蛮”,《说文》的解释是“南蛮，蛇种”。那么，“南蛮”又是指什么？《礼记·王制》曰：“中国戎狄五方之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由此，可知“南蛮”是由“南方曰蛮”而来，泛指与汉族的文化、衣食习俗不同的南方少数民族。这大概是“蛮”字成为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通用泛称的开端。壮族作为南方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被冠以“蛮”字来指称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其次，看“蛮”字的引申义。如果说“蛮”字的“南方”本义还没有显性的贬义色彩的话，比如，《周礼》称周围的少数民族为“四夷八蛮”,《尔雅·释地》则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些说法里，“蛮”字主要是表示地理方位的含义。从时间上来说，战国之前，“蛮”字的含义主要是这一状态。但随着中原文化的大繁荣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华夏自我中心意识和优越感的增强，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加深和扩大，到了汉代，人们把断发文身等中原不见的习俗归结为《诗》《书》礼仪教化的缺乏。如《尚书·禹贡》魏王肃注就说：“蛮，慢也，礼仪简慢。”这时的“蛮”字，就已经具有了“缺乏礼仪教化”的明显的贬义。在此“蛮”字意义的背景下，“蛮”字与其他词进行搭配使用，所产生的引申义，也都带上了贬义的色彩，如“蛮荒”就表示了“南方荒无人烟的地方”的意义，像柳宗元在《礼部贺册尊号表》中说的“臣获守蛮荒”，其中的“蛮慌”，结合柳宗元被贬的遭遇来理解，其贬义的色彩自然是很明显的，只有落后的荒无人烟的地方才是被贬之人最好的发配之地。后来，在此基础上，“蛮”字又发展出“野蛮”“不讲理”的含义，而且在此基础上还组合出许多常用词，如野蛮、蛮横、蛮干、蛮不讲理等。到了现代，“蛮”字就常用此意义，而其“南方”的地理含义则反而不常用了。

明了“蛮”字的意义演变，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历史文献具体是如何用“蛮”字描述壮族的。总体情况，就如民国时代的《平乐县志》所说的：“鄙夷之，遂别其名，曰猺、曰獞，统而名之曰蛮。其字从犬以虫，几不以人类相视。”

自汉至唐的历史文献，常把壮族贬称为“南蛮”或“蛮夷”,“南蛮杂类”，甚至还辱称为“贼”“寇”“蜓”“獽”“蜮”等。如《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曰：“越人名为藩臣，贡酌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隋书·南蛮列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这两处的“蛮”字贬义色彩都很明显，尤其是“南蛮杂类”直接就是骂人的话了，其含意是指壮族是一个与汉族不同的、南方的不懂礼义教养的落后的民族。

宋代以后，“蛮”字则更突出“野蛮”的意味，并且常与“盗”“贼”“寇”连用，在有关侬智高的书写中含“蛮贼”“蛮众”之类意思的词语如“蠢尔溪蛮”“狡顽”“尾掉蜂蝎唇张豺狼”“譬如虎狼”“寇盗”“贼”“叛蛮”的使用频率最高，如《平蛮京观志》中“贼首侬智高其夜焚城自遁。天声远振，皇泽重宣，永镇群蛮”[5]。

故此后“诸蛮”“诸贼”之类的说法，就屡见于史籍了，如《明史·广西土司》曰：“蛮僚顽犷，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以兵临之，彼始畏服。”清人黄山闵《粤述》说：“诸蛮铸铜为鼓，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其鼓，到者如云。”清道光《天河县志》（今罗城县）云：“蛮壮野犷”,“恃险抄掠……恣行劫杀，目无法纪”。民国《宜山县志》云：“蛮壮狡猾……侍险负固，盘踞作奸，勾结为非，不可胜指。”在这些描述中，“蛮夷”与“蛮壮”的称呼因都与“盗”“抄掠”“作奸”等内容相联系，因而“野蛮”“蛮横”的味道就非常明显。与此义相近的用法，还有“蛮性”“蛮悍”“蛮贼”等，用以强调壮族的蛮横、蛮贼、难以服治的特性。

由上所述可见，历史文献中以“蛮”字为核心词根构成的一系列套话，所标示出来的壮族形象是一个南方的缺乏礼仪教化的野蛮的壮族形象。

二 与“禽兽”一词相对应的不开化有如禽兽般的壮族形象

“禽兽”，也是历史文献常用来描述壮族先民的一个“套话”，其意是表示壮族先民有如禽兽一般的不懂得人伦道德与礼仪、风俗怪异。自汉代开始流行起来，如东汉的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就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其《南蛮传》又云：“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两句结合起来看，“禽兽”之意就很明显了。《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云：“秦置桂林、南海、象郡，……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徙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这里的“禽兽”一词就与《汉书》的无异。《魏书·獠列传》云：“（獠）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周书·异域上》亦云：“（獠）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者也。”《宋史·蛮夷列传》云：“诸蛮族类不一……父子别业，父贫则质身于子，去禽兽无几。”在这些描述中，“禽兽”又多了一层的野蛮残忍的意味。受此思维与观念的影响，一些历史文献的作者，亦甚至直接就以“鸟声禽呼”“鸟语兽行”“鸟语夷面”来形容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如《魏书·司马睿列传》就说：“巴、蜀、蛮、僚、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这句话竟用了大致六种动物来描述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其蔑视之情，也可谓极矣。于是，到了明清两代的历史文献，在称呼壮族等少数民族的时候，干脆其字就一律从犬以虫了，如“僚”写成“獠”,“僮”写成“獞”，的的确确表现出了一种“几不以人类视之”的轻蔑态度。

由上所述可见，“禽兽”套话“妖魔化”壮族形象的特征是最为明显的，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是一个不开化有如禽兽般的壮族形象，反映出了古代持“中国”中心的书写者对处边缘地位的壮族的歧视与偏见。

三 与“荒怪”一词相对应的风俗鄙野荒诞奇怪可笑的壮族形象

“荒怪”，是历史文献描述壮族风俗时用得比较多的一个“套话”。一旦描述到壮族风俗，很多书写者都喜欢用到这个词，以表示壮族的风俗鄙野、荒诞、奇怪。虽然直接用“荒怪”一词来指称壮族风俗，大概始于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云：“人物强悍，风俗荒怪……生理苟简，冬编鹅毛木棉，夏缉蕉竹麻绽，抟饭掬水而食”，但是以这样的眼光去描述壮族风俗的其实早在汉代就有了，如《汉书·五行志》就说：“粤地多妇人，男女同川，淫女为主，乱气所生，故圣人名之曰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云：“《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第。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此后，以此“荒怪”眼光去写壮族的风俗就一直不绝如缕。

如《宋史·蛮夷列传》说，抚水州（今环江一带）,“诸蛮族类不一，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为居，椎髻跣足，走险如履平地，言语侏离，衣服斑斓，畏鬼神，喜淫祀”。明人邝露《赤雅》亦云：“僚俗与僮同，而嗜杀尤甚。居无酋长，深山穷谷，积木以居，名曰干栏。射生为活，杂食虫，……僚族鼻如垂钩，隅目好杀。”这段描述，简直就把壮族看成青面獠牙的野蛮人了。明代叶钱在为朱辅著的《溪蛮丛笑》所写的序中也说五溪之蛮，苗、瑶、僚、壮、仡佬，“不巾不屦，语言服食，率异乎人。由中州官于此者，其始见也，皆讶之。既乃笑之，久则恬不知怪。……（朱辅）手录溪蛮事，识其所产、所习之异，目曰丛笑，诚可笑也。士大夫来是方者，其可阙诸”。

至清代与民国，壮族的风俗，仍未被汉人看惯。如清乾隆《柳州府志》云：“婚姻不用媒，妇尝招婿而冒女性之宗。宗之紊乱，恬不为怪。”民国《平南县鉴》云，壮人“椎结贯耳，出入佩刀，有所要约，必以酒肉。得肉少许，酒半酣，虽行械斗，无不愿往。……言其风俗，鄙陋殊甚”。民国《迁江县志》云：“架板为居，上楼男女，下息牛、羊，不习诗书，不勤生理，婚嫁不避同姓，疾病专事鬼神，其俗尤荒陋也。”看来，壮族的许多风俗，在汉族的眼里就是难逃一“怪”字。

由上所述可见，“荒怪”套话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是一个风俗鄙野、荒诞、异怪可笑的壮族形象，反映了壮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鲜明的异质性。

四 与“悍”字相对应的生性暴戾好斗的壮族形象

“悍”字，是历史文献描述壮族性格时，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字，以它为词根组合出来的一系列词组，也因此跟着成为高频词。这些词有“犷悍”“强悍”“轻悍”“顽悍”“蛮悍”“鸷悍”“剽悍”等，因而“悍”字及其组合词，也具有“套话”的属性。它们在历史文献中的使用，可谓不绝如缕，如《汉书》就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高帝纪下》）,“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魏书·獠列传》说，僚人“好相杀害”,“性同禽兽，至于愤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隋书·地理志下》则说：“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难”,“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明人魏浚著的《乔南琐记》则称：“粤右俍兵，鸷悍天下称最。……其性贪淫……在有司善御之，不则剽掠之，惟一动不可复制矣。”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壮族“性喜仇杀、好斗、轻生”。

各地方志也以同样的调子来描述壮族的性格，如清乾隆《柳州县志》云：“瑶壮杂处，其性顽悍，好劫杀。”清道光《天河县志》（今罗城县）云：“蛮壮野犷，侍险剽悍，伏莽跳梁。”清光绪《宾州县志》（今宾阳县）云，瑶壮杂处，“盖其天性桀暴，扰服无常，蛮僚称乱，因利乘便，连结煽动，而我民被其害矣”。民国《思恩县志》云：“思邑本为蛮疆，古为蛮、壮、瑶杂居之地。犷悍未驯，时有暴动。”民国《桂平县志》引旧省志云：“壮者，撞也，粤之顽民，性喜攻击撞突，故谓之壮。”这样的描述在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不再详引。

从上面所述可见，历史文献中由“悍”字构成的词语及相关近义语构成的系列套话，反映的就是壮族人如何的好构怨、好斗、好剽掠、好杀、好乱，如何的顽劣，似乎在汉族作者的眼里，壮族就是一个动不动就要杀人、要抢劫、要作乱的民族。因此，由他们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自然也就是一个生性暴戾好斗的壮族形象了。

五 与“信鬼”一词相对应的信鬼迷信的壮族形象

“信鬼”，是历史文献描述壮族的民间宗教信仰时经常用到的一个“套话”。它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壮族的精神信仰。对壮族的这一信仰习俗，历史文献早有记载，如《史记·孝武本纪》就说：“越人俗信鬼”。《魏书·獠列传》也说僚者，“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宋史·蛮夷列传》亦云壮人，“畏鬼神，喜淫祀”。清代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说壮人，“有病不事医药，专信巫鬼，杀牲同宰牛，罄竭所有”。

地方志对此的记载就更具体了。民国《永福县志》云：“稍富者病则卜，吉期作星，索鬼神合袒，先盛宰牲畜寨（赛）神，彻二昼夜，诸亲毕集助牛酒，除平厂（场）地，鸣锣鼓，衣锦衣，燕用簸箕盛肉十余斤，鸡豚无算（数）。”清光绪《镇安府志》亦云壮人，“疾病不事医药，宰猪犊割鸡凫禳之，名曰‘祭鬼’”。清朝《西隆州志》（今隆林县）也云壮人，“好疑事鬼，以鸡骨卜卦。有病不信医药，惟巫觋之言是听。禳送杀牲，谓之祭鬼神，祭毕即将牲物从路旁烹”。民国《贵县志》云：“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壮族信鬼具有普遍性，并且认为人得病是鬼作祟的结果，多将祭鬼神看作为治病的一种手段，认为要想病好，就要拜祭鬼神，讨好鬼神，以让它不再出来作祟，病自然就好了。信鬼习俗至今仍在民间广泛流传，可见这种信仰的确存在且根深蒂固，所以，广西过鬼节（又叫中元节）的习俗，也一直保持得很好。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信鬼”这一套话，的确是壮族信仰习俗的反映，是比较符合实情的，所以，由它所建构出来的壮族形象，是一个信鬼的壮族形象。不过，历史文献的书写者们大肆地提到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准确地反映壮族的民间信仰，而是别有深意，就是想借此批判和嘲笑壮族的迷信无知，因为这一信仰与汉族儒家避言鬼的传统是相反的，孔子不是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吗？

六 与“同化”一词相对应的汉化了的壮族形象

“同化”一词，是明清以后的历史文献描述壮族用得较多的一个“套话”。与其同义的还有“同”“同风”“道一”“同一”“无异”等。它们与“同化”一起，共同反映了在历代王朝长期的汉化政策作用下壮族所发生的汉化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以及语言方面，也表现在性格和思想观念方面。而且对此汉化之变化，历史文献都做了较为翔实的叙述。

清光绪《容县志》就说其县之壮人因受汉文化的“渐染熏陶，日新月异，炳焉与中土同风矣”。明崇祯《梧州府志》则说其府之壮人：“莫不翕然贴服，革面洗心，土田尽隶版图，耕织无殊编户，愚者荷锄来，秀者业诗书，其人俱同一色。为蛮为民，无非族类，一道同风于斯，为盛猗欤？”清同治《象州志》描述其壮人也说：“久习华风，渐更夷俗，其衣装则已改矣，其语言则已通矣。”清道光《武缘县志》（今武鸣县）描述其壮人，过去是“凶顽秉性，陋劣成风，几不可化”，今则“赖我圣圣相承，恩威渐披，百年于滋，乃风鹤无惊，悉成乐土”,“故俗标悍相高，诸鄙陋皆称移易……穷经好义直追李白”。民国《雷平县志》（今大新县）描述其壮人亦说：“生活简单，据苦耐劳，是其特性。迩者风化所及，今亦改良，与中原民族渐归同化矣。”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壮之奏贡赋，垂七十年矣，夷尽变而夏矣。加意抚循，夷汉同风，是在司牧者哉。”

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有很多，这表明壮族的汉化在广西各地已经普遍地发生着，壮族的形象正在急剧地向着汉族的方面转化，而书写者很显然也很乐意于看到这种变化的出现，因而一律都带着一种喜悦的笔调来加以描述，欣悦这“圣圣相承，恩威渐披”“风化所及”所带来的壮族变化。由此可见，“同化”及与其近义的一系列套话所构建出来的壮族形象，就是一个汉化了的壮族形象，体现的是在历史进化过程中壮族不断向汉族转化的一种历史事实。当然，这种汉化，其实都只是表象，实际上很多都是融而不合，只要条件一合适，壮族就复现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平等政策一实施，很多人就又恢复了壮族的民族身份。

以上就是汉族作者以他者的眼光来看待壮族我者时用套话所“他塑”出来的六种主要的壮族形象。从这六种壮族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前四种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偏见色彩，不是对真实的壮族的全面反映，而后两种虽然歧视色彩较弱，真实性程度较高，但也体现了汉族书写者鲜明的汉文化价值取向。总之，无论是带着揶揄之情来写的，还是带着欣悦之意来写的，其结果都是书写者的汉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可见，历史文献的书写者所“他塑”的壮族形象，都是受汉文化价值观操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