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然变化、社会发展、文学繁荣，这三者始终互相依赖，密切相关，也是全面认识人类、社会、文明的前提条件，而人类对自然的响应始终是一个活跃的研究前沿。[1]地方是人类世代生存繁衍的立身之本，是我们之于地球的一切经验之基础，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始终镶嵌在地方变迁之中。地方概念最初囿于地理学的实体性特征层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运动和文化研究的日益高涨，地方概念开始脱离传统地理学意义发生文学转向。华裔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曾指出“地方是可感价值的中心”[2]，相对于空间来说，地方更能引发联想与遐思，由此，地方理论开启了与文学批评渐融的新局面。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也进一步明确了其理论指向：“地方概念至少同时指示三个方向——环境的物质性、社会感知或建构、个人影响或者约束。”[3]这一定义将地方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个人情感联系在一起，也使地方演绎为体察社会文化发展的独特话语机制。置身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环境下，个体参与地方的体验迥然不同。在空间文学研究中，“空间”是一个适用于复杂的思想集合的抽象术语。“我们对空间区域的判断都要服从于我们一般性的区域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由其与身体方位的关系来决定的。”[4]我们是通过身体的方位搞清楚事物所处的区域以及整个系统中事物彼此的相对位置的。而地方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有序的世界”非常关键的概念，人通过其唯一的存在性形成一种空间图式。
美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迅速，举世瞩目，不论在速度、规模和达到的高度上，都史无前例。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美国还是一个二流国家，但短短30年，就已经将英、法、德远远落下，1893年，美国经济就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超级大国，优势一直保持至今。美国的现代化能在较短时期内取得如此耀眼成就，使得其成为学者们一直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人们习惯于认为美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丰富的资源、不断的外来移民和广阔的西部土地这三个美国自身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看待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静止地考虑其固有条件，更重要的是要对其环境、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探讨。[5]在许多专门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眼中，“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6]农业普及以后，人们通过开垦土地，发现自己能控制地球的生产力，可以不再只是依靠大自然的仁慈作为生存的唯一途径，便开始失去了对土地的崇敬，忘记了自然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原材料产品的创造者。这种对种植的态度使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减弱到了最小。环境史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从殖民主义时期农业拓荒到工业迅速崛起的现代化历程，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缩影。[7]工业化的节奏加快势必会给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给环境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反过来也必然会对文化和精神生活造成影响。
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在以“现代化、资本积累以及空间凝缩”[8]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现实下，地方性质发生了本质转变，亟待我们重新审视地方观念。现代化进程导致前所未有的地方环境恶化，地方的均质化发展趋势滋生地方认同弱化和意义贬值，消费文化使得地方成为极不真实的存在，无止境的移动空间使人们对地方很难产生依恋，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历史文化底蕴和情感依附渐趋消逝，地方感正在面临消亡的严峻危机。因此，本书旨在选取荒野意象为切入点，将美国文学发展置于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观照，通过梳理现代化酝酿期、起步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等不同历史阶段美国代表作家、作品对荒野的刻画，将荒野作为地方概念的一个重要维度，剖析其背后的宗教、生态和隐喻内涵的同时，梳理人类对“荒野”地方感的依附，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变迁和发展规律。
在传统认知中，荒野既是充满希望与自由之地，又是险象丛生、令人畏惧的深渊。17世纪早期，一群勇敢的欧洲探险家乘着“五月花号”帆船到达了这片未知的蛮荒大陆。他们来到这里，希望在这里扎根、安家，但广袤而荒芜的北美大陆并不是一片乐土，这里遍布着各种危险——严酷的自然环境、野蛮的土著人，都是对这些荒野探险家的极大考验与挑战，但这也是机遇与自由的温床，来到这里的探险家望着公平和机遇。而这些在古老而腐朽的欧洲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只有在北美大陆这片蛮荒而原始的大地上才有可能得到，虽然危险环绕，吉凶难料，但他们始终对生存和安居抱有信心。由此，可以说美国文明就是建立在荒野之上的，而荒野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文学中的核心意象，自始至终贯穿美国文学的发展。
一 国内外研究述评
“荒野”是美国文学中的重要隐喻之一，也是生态学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美国蛮荒开垦的现代化进程中，荒野意象的内涵也在不断引申变化。从魑魅显灵的可怖之处或流放之所，到昭示圣谕之地，再到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中的一级，以及人类理想化的最终归宿，清晰地体现着时代的更替和文化观念，尤其是人类生态意识的流变。
20世纪40—60年代的传统文学和思想史对美国文学作品及其所蕴含的主题、神话和元叙事影响深刻[9]，主要论著包括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处女地》（1950）、R.W.B.刘易斯（R.W.B. Lewis）的《美国亚当》（1955）、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1957）、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的《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1966），以及里奥·马克思（Leo Marx）的《花园中的机器》（1964）。这些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美国荒野作为重要的史学研究焦点，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荒野与文明的冲突演变，以及荒野对美国国民性格形成的作用。
纵观荒野研究，从历史和地理视角出发对其进行诠释，是众多学术作品中出现较早也最为繁盛的一隅。这一领域最早也最权威的声音当属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 Jackson Turner）的巨著《美国历史上的边疆》（1920），特纳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强调了荒野对塑造美国民族意识的重要意义；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出版于1967年的《荒野与美国思想》被认为是荒野研究的权威之作，也是第一部从思想史角度全面系统论述荒野的著作。迈克斯·奥尔斯萨格（Max Oelschlaeger）编纂了《荒野的概念：从史前到生态学时代》（1991）一书，焦点在于呈现荒野的历史变迁，两者为后来的荒野研究学者提供了全面而详细的史料依据。
20世纪后期，美国的荒野研究著作大多把目光聚焦在了特定的自然写作作家和生态学家，比如霍尔韦·R.琼斯（Holway R.Jones）的《约翰·缪尔和塞拉俱乐部：约塞米蒂之战》（1965）、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梭罗的自然：伦理、政治与荒野》（1994）等，论述这些作者在不同时期对荒野概念的解读和荒野保护意识。弗兰克·伯根（Frank Bergon）在《荒野读者》中选取记述了探险家、拓荒者和环保主义者等荒野观察者们对这片土地的个人体会。
进入21世纪，国外学者对荒野的研究切入点逐步显现出新的跨学科趋势变化，引入了环境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的最新观点。罗伯特·约瑟夫·布劳特（Robert Joseph Brault）的《荒野写作：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土地保护、保存和居住》（2000），格雷戈里·李·伯德（Gregory Lee Byrd）《美国现代文学中的沙漠之地荒原：1900—1940》（2001）分析了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沙漠和荒野书写，艾米·克莱瑞（Amy Clary）的《文本地形：美国文学、法律和文化中的荒野》，德莱西·克莱格（Delancey Craig）在其研究《荒野的生态概念》（2012）中将荒野定义为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可持续性生态系统。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有学者开始关注荒野隐喻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的演变。凯利·恩来特（Kelly Enright）在《荒野极限：美国文学中的丛林》（2012）中通过分析约翰·缪尔（John Muir）、威廉·比伯（William Beebe）、理查德·舒尔茨（Richard Schultes）和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等20世纪早期美国自然学家的作品和观点，追溯了“丛林”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认为“丛林”概念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那些去往热带雨林的人们也是在逃避现代文化。
2014年，乔纳·拉斯金（Jonah Raskin）所著《美国文学中的荒野》一书出版。他在书中对梭罗前后的诗人、小说家和散文家笔下的荒野呈现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梳理，可以算作是从当代生态危机视角出发，系统审视美国文学的首部文化研究著作。他认为，在美国文学发展进程中，荒野不仅是灵感源泉，也是经典主题。他对美国荒野隐喻力量的独特分析再次唤起了人们的记忆，重述荒野这一持久散发魅力的主题对如何在当今现代社会对自然保有敬畏有着重要意义。
国外文献从最初的宗教视角到近年来的生态主义批评，对荒野研究的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主要从历史时间、空间地理、哲学以及生态批评角度切入梳理了荒野的概念，比如李·克拉克·米切尔（Lee Clark Mitchell）的《消失的荒野及其记录者对19世纪美国文学的“进步”的担忧》（1975），戴尔凡·艾弗利（Dale Van Every）的《到美国第一边疆荒野去》（1961）。第二类观点是将荒野置于宗教和神学范畴进行分析，阐释宗教因素对于美国荒野的形成和过程的影响，如：艾伦·海默特（Alan Heimert）的《清教主义、荒野与边疆》（1953），乔治·赫兹顿·威廉（George Huntston Williams）的《基督教历史中的荒野和天堂》（1962），对荒野对基督信众的心理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荒野在当时的北美就是避难所和保护伞。步入21世纪，更多的批评家进一步采取跨学科视角，例如马尔科姆·克莱门斯·扬（Malcolm Clemens Young）在其著作《荒野中的无形之手》中将经济学、生态学和神学研究综合在一起，指出环境退化并非源于人类对自然的盲目愤怒，而是源于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生态和人口现实演变而成的复杂符号系统。第三类观点主要关注代表性生态作家或作品中的荒野呈现，主要作品有：约翰·C.埃尔德（John C.Elder）的《约翰·缪尔与荒野文学》（1981），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的《梭罗与美国人对荒野的热情》（2008），阿伦·沃森（Alan Watson）等发表在《生态与社会》上的《传统智慧：保护荒野文化图景》（2011）一文曾提到：“保护（美国）土著居民与北美通常称之为‘荒野’的这一相对完整、复杂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促进景观和文化遗产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10]
杰夫瑞·比尔布若（Jeffrey Bilbro）在《热爱神之荒野：美国文学中生态伦理的基督教根源》一书中也提出了其主要观点：“基督教神学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他们与自然世界关系的认知。”他认为，殖民主义时期清教徒的信仰和行为塑造了“美国人理解和利用自然环境的方式”，同时，通过分析典型自然作家的作品，他也强调了清教主义赋予荒野概念的神学含混性，即“荒野可能是魔鬼的地盘，故而须开发；但也是上帝对选民的原始昭示”。荒野概念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动态性的张力。
国内对美国文学中的荒野隐喻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研究集中于分析具体时期、具体作品的个案研究，成果多为期刊论文，主要有以下方向：重视殖民主义时期文学中的荒野书写；强调荒野在美国文学传统中的血脉作用；剖析早期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描写与当今生态诠释的不同；通过重读文学作品，还原美国自然荒野原始狂放的独特气质；展示美国文学从建国伊始就有别于古老欧洲的自然观。
1990—2000年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很少有学者关注荒野概念或荒野意象，只有屈指可数的文章谈到了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作品，推介荒野的哲学转向。2000年，国内美国文学研究领军人物之一杨金才教授发表了《论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意象》一文，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是荒野文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成果。其中“荒野意象是整个美国文学发展中的主要母题之一，并形成了美国文学的传统”[11]这一重要论述被后来者反复提及和引用。文章通过研究不同时期美国经典作家作品，尤其是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小说中的荒野隐喻内涵，认为“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是森林的代名词”，具有二元性象征意义。
21世纪以来，社会学、汉语言文学学科对荒野这一概念有了更多理论层面的思考。受罗尔斯顿荒野的美学价值研究影响，出现了理论反思与建构的相关文章，比如探索荒野审美价值的文章，从时间、空间和情感维度剖析了荒野的审美价值，以及与人类之间的深刻联系[12]；但多是理论推介，解读罗尔斯顿的思想，或是对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的困境及其根源进行辨析。这一阶段的研究者提到“荒野”一词，更多是取其在哲学或生态学范畴的理论意义，抑或其广泛的引申义，少有谈及其在文本中的应用。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仍旧没有对“荒野”概念的衍生和在文学中的流变给予足够关注和系统研究。从2007年开始，关注荒野文学研究的论文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起来。一些学者对美国文学部分作品中的荒野呈现进行了梳理，开始从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两方面挖掘这一意象原型，比如《红字》中反复出现的“森林与荒野”意象；这一时期的研究关注点从诸如杰克·伦敦（Jack London）、赫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典型自然文学作家，开始向两端延伸扩展，对殖民时期文学和20世纪文学中的荒野意象进行了梳理和解读。陆续有学者开始将美国自然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瓦尔登湖》可谓最典型的文本之一，其中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既践行了超验主义思想，即简化物质生活，追求精神富足，又在与荒野亲密接触的同时，无比信服地让人们警醒，去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对梭罗、缪尔等自然写作作家予以关注，除运用文本细读法解析了其作品中的自然观之外，还从弱势群体，诸如印第安人的视角出发，对荒野进行了诠释。2009年国内学界出现了一篇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即朱新福教授的《美国文学上荒野描写的生态意义述略》，梳理了殖民主义早期、浪漫主义时期以及现当代代表性作家经典作品中的荒野描写，剖析了不同阶段美国人的自然观及荒野的生态意义。
2010年以后国内相关荒野文学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趋势：其一，追踪20世纪西方环境哲学关于荒野概念研究的进展，从环境学、生态学角度切入梳理“荒野”概念的缘起，荒野保护运动的由来、发展，探讨人们对荒野的认知。其二，把荒野作为生态主义批评范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剖析女性作家笔下的自然呈现，以及两性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其三，把荒野作为一种文学隐喻和重要意象的研究论作更加繁荣，具体可以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把荒野作为自由的象征，探讨个体在荒野空间中如何保持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独立存在，主要集中在杰克·伦敦等典型自然主义作家；二是通过荒野所蕴含的宗教意义，重新解读经典作家作品；三是把荒野作为一个承袭国家叙事的核心空间符号，探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早期移民“在建国过程中因为时空位移的改变而造成的位置困惑和身份焦虑”[13]，体现了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研究多集中在梭罗、缪尔、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对自然写作、荒野叙事的关注开始拓展到更多的美国作家，如玛·金·罗琳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的自然文学经典之作《克罗斯小溪》以及美国以外的作家；同时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研究趋向，荒野不仅是文学的经典母题，也是电影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学者将《荒野生存》《荒野猎人》等典型影片的人性、善恶、复仇等传统主题和叙事结构等作为研究对象。
纵观国内荒野文学研究，对荒野这一概念的把握多为二元论，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为：殖民主义时期的荒野意象既是上帝恩赐的自由与希望，也是魔鬼的诱惑与阻挠；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化，荒野不断消失，人们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又开始怀旧，荒野作为财富象征的同时，也逐渐回归成为心灵的荡涤剂。实际上，荒野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复式声音，呈现着多元含义。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相关荒野意象研究中有很多论点或有失偏颇，或经不住推敲，例如曾有研究者认为“荒野一直被当做否定、负面的词语，直到18世纪末，否定性评价才渐渐消解”。[14]这种说法未免有失公允。无论是在西方视野还是东方理解中，荒野始终是一个内涵丰富、充满不确定性的词语。就西方文明而言，基督教和《圣经》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圣经中对荒野的描述和诠释也并非始终否定、负面，而是充满了含混性。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踏上北美大陆的清教徒“对荒野的认知应粗略以19世纪末为拐点，历经了由害怕和征服向珍惜与保护的改变”。[15]此种观点对殖民时期白人对荒野的认识和态度分析趋于简单化，真实情况是，从来到新大陆的最初一刻起，清教徒们对于荒野的态度就始终是复杂的，有恐惧也有期待，有征服也有尊重。再有，“对荒野观念的转变来自欧洲浪漫主义哲学运动，浪漫模式认为荒野象征着纯净与洁白”[16]。而真实情况是，荒野概念内涵之所以转变，首先源于真实生产生活的需要、现代化进程的需要，继而在文学作品中有所投射，再反作用于人们对荒野的理解，而不是作家们首先认为荒野纯净，所以才改变人们的认识。由此可见，对于荒野意象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毋庸多言，无论中外学者，都能就此达成共识，但国内相关荒野文学研究的系统性和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荒野隐喻不仅贯穿了美国最初殖民和独立战争时期，在其后的西进运动、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世界大战等现代化及城市化进程的酝酿、起步、发展、成熟等各个时期，同样意义重大。荒野意象的演化与美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美国生态意识发生发展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性。美国建国伊始就是在荒野之中，荒野观念的变迁对美国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对美国文学的发展走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梭罗、惠特曼（Walt Whitman）、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不断有作家从自然界中寻找材料来了解自己，致力于寻找改善美国人与环境关系的方法，为构建“荒野神话”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一种恢复活力的良药；进入20世纪，又不断有学者重新审视和修正这一文学传统，打破固有史诗框架的民族传奇的同时，也建构了新的美国神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荒野意象自始至终都是美国文学中的核心命题，根深蒂固地彰显着民族情感和文化意识。但迄今为止尚无学者将荒野隐喻作为对象，对其在美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内涵、发展轨迹和趋向进行系统、详细的专项研究。
因此，本书把荒野意象置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观和探究，对每个阶段美国文学中的荒野的刻画进行梳理、整合，提炼这一概念隐喻的不同内涵，寻找并勾勒背后折射出的美国文学传统演变轨迹、特殊的艺术本质和特色，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预见其可能的前景，对美国文学中的荒野书写对当代美国生态批评思潮的形成与变化赋予的启示也给予了关注。
创新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重新审视荒野意象在美国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系统探究荒野意象演化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以及美国生态意识发生发展之间的关联性。第二，摆脱学界对于荒野意象的定式研究，不孤立探讨荒野描写集中的个别时期，把荒野意象作为贯穿美国文学的中心隐喻之一，对其流转影响进行专门、整合研究。第三，把荒野意象置于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四个阶段中加以分析，归纳提炼出荒野隐喻内涵发展过程中的异同，以此折射出美国文学传统中拓荒主题的时代演变，论证荒野情结和西部化趋势的存在，梳理挖掘当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崭新视角。
荒野这一概念无论是在自然、历史还是环境生态研究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内涵，以美国文学为研究对象，梳理荒野意象的嬗变，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试图在自然与社会间架起桥梁，采取跨学科视角，考察美国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复杂变化。研究方法可概括为三类：首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引入社会学关于美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成果，构建课题的理论线索；其次，以生态主义批评理论和空间地理学为主要研究框架，阐述美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时期荒野意象的空间意义与艺术特征；最后，以比较研究的方法详细探究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荒野意象隐喻内涵的同质性与异化。
总之，本书旨在对荒野意象这一概念隐喻进行溯源梳理的基础上，以美国现代化进程的酝酿、起步发展、成熟和过渡时期为研究区间，着重阅读、梳理17世纪殖民主义时期到20世纪末期的美国文学作家作品，分析其中荒野意象的刻画和演变，以生态主义批评和空间地理学为研究切入点，重新审视美国西部这片土地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
三 研究内容和理论框架
本书共由三部分构成，包括前言、正文（七章）、结语。第一章主要是对“荒野”这一概念隐喻进行学术溯源，分为三节：荒野意象的宗教隐喻、荒野意象的美国特性和荒野意象的生态内涵。第一节首先从神学角度对荒野意象进行了梳理和诠释。“荒野”这个词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语，根据西欧文明最早的文字记录，荒野是可怖的魑魅显灵之处。当犹太教《圣经》成文时，它基本被视作矛盾的象征，因为上帝曾在这里为魔鬼所惑；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荒野是流放之地；而当亚伯拉罕领导人们在荒野中建立起国家，当摩西领导以色列人穿越荒原重返家园的时候，荒野又变成昭示神谕的神圣之地。因此，《圣经》作为西方文明的根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荒野意象，并非如前述学者所讲为象征自由和邪恶的“二元化”对立。
第二节探讨了荒野意象的美国特性，以及它在美国国家和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荒野本就适合移民的新世界，特别是美国当初未开化的景致和独特分明的自然文化力量，因此，美国建国初期，荒野就展示出了强烈的“悖反性”。荒野自开始就是“文明的反题”；既代表着边疆英雄主义，同时又因为现代化进程中对环境的破坏，而充满耻辱和负罪感；在欧洲人看来，“荒”野其实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因此，处女地假说并不成立。其二，荒野是美国西部神话的重要载体，无论是牛仔神话、花园神话，还是边疆神话，荒野都是一种刻意的想象建构物，目的是从当时的文化困境中寻得出路。其三，荒野意象还是理解美国国家“游戏规则”的关键线索，从人们对待西部荒野的态度变化中，可以窥见美国传统建国神话叙事，西部荒野无疑是美国文化接受的唯一一个区域性长信号，既是美利坚民族国民性的基础，也是美国建国元叙事中最持久也最精致的部分。
第三节将荒野置于生态批评思想发展范畴内进行了阐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科学原理的产生冲破了惯有的价值观和象征意义。荒野不再是抒情思怀的想象之域、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文学典范，也不再是野生动物躲避人类逐利从商所致劫难的安居之所，而是被理性驯服，自然被人类主属，沦为功用之物。生态主义批评最早在美国萌芽，也是在这里发展最为繁荣。
第二章总结概括了美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旨在结合已有对美国历史时期划分和美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梳理美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大致阶段。包括两节内容。第一节吸收社会学的已有成果，简要还原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脉络。美国现代化可以划分为经典现代化和新现代化两大阶段。其中，经典现代化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美国工业化的起点大约是1790年；美国经典现代化的完成时间，是1960年前后，[17]之后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时期。在这一进程中，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根据以上社会学研究成果，对美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考据，把美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划分为酝酿、起步、发展、成熟和向后现代化过渡五个阶段，分别对应殖民地和独立战争、西进扩张和工业转型、世界大战和战后繁荣六个历史时期，总结各阶段文学中的荒野描写和隐喻变迁特点，给出科学依据。
第二节讲述美国荒野文学的衍生和发展历程。荒野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属，在美国发展最为繁荣，具体可从荒野叙事、荒野隐喻和“野蛮体”三个维度进行剖析。其中，荒野叙事又可细化为美国现代化酝酿时期的旷野记述、起步发展期的自然写作，以及西部荒野神话叙事和囚禁叙事等范畴；荒野隐喻作为美国文学史上重要修辞之一，准确生动诠释了“摒弃和寻求”这一普遍主题，其中渗透出来的逃离欲和地方感背后是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空间结构。不同时期荒野隐喻的演变也体现了从空间向地方过渡，从拥有“位置感”到最终失重“无地方”的过程中，人类对荒野、对地方的依附，从而凸显美国文化意识和价值观的形成与变迁。
随后，以上述时期为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分界点，详细展开对美国文学传统中荒野意象的细读梳理，探讨了美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荒野意象流变，分别为美国现代化酝酿时期的“神性荒野”、美国现代化起步期的森林荒野和身体拓荒、美国现代化转型发展时期的“混融荒野”和工业拓荒、美国现代化成熟期的荒野警示，以及美国经典现代化向后现代化过渡时期的“符号荒野”与精神拓荒。旨在纵向考察荒野意象在美国文学史中从二元化到多元化的演变，历史性与隐喻性的交融，摸索其发生发展内在规律，求证20世纪美国文学呈现出来的西部化趋势。
第三章探讨了美国现代化酝酿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607—1775）和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美国仍是传统农业社会主导的背景下，荒野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一个地方之所以称为“地方”，就是已经区别于它之前所属的未分化的抽象空间，两者之间是不能轻易相互转化的。但荒野却既有空间特性，也有地方属性。最初清教徒到达北美大陆的时候，荒野的地理概念空间呈现的并不是干旱少雨、黄沙满地，而是一望无际、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森林。哲学家詹姆斯·K.费布尔曼（James K.Feibleman）指出：“在任何生活中，与其说事件的重要性更直接地与它们的广泛性相关，倒不如说与它们的强度相关。”清教徒刚刚到达北美大陆时，面对与欧洲传统有序的花园截然不同的狂放荒野，所受到的震撼和冲击强度可想而知。在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安妮·布雷兹特里特（Anne Bradstreet）、威廉·布拉特福德（William Bradford）、菲利普·布鲁诺（Philip Freneau）等作家笔下，荒野散发着独特原始的自然力量，同时，又反过来受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心理模式的影响，充满了神性，这一点在安妮·布雷兹特里特的诗歌中体现最为明显，荒野对她来说是净化灵魂之地，在与荒野的接触体验过程中人类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发现真实全新的自我。
第四章美国向西扩张时期（1815—1860）是其现代化的起步期。“对于游牧民族而言，生活的周期性需要在两个层面上产生地方感，即对营地的地方感和对它们迁徙所经过的极为辽阔的领地的地方感。”[18]进入19世纪后，随着美国城市化速度直线上升，人口不断增长，农田与居住地区迅速向西推进，荒野的地方属性也逐渐占据绝对优势，之前的森林空间不断缩减，东部的文学家们与艺术家们越来越警醒，意识到荒野正在迅速消失。因而，这一时期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文学中荒野的浪漫主义建构趋势越发明显，出现了“诗化”荒野，颂扬“未受污染的、淳朴的、美好的”原生状态，费尼摩尔·库柏（Fenimore Cooper）、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梭罗等作家代表的美国文学中，“荒野”以原始森林为主要意象呈现在读者面前，超然纯净，远离喧嚣的文明，独立于工商业社会之外；同时，霍桑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也通过刻意“魔化”荒野意象，引导人们开始思考其内在价值。他们笔下的荒野“阴森荒凉”，是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交汇物，也是人类本性显现的地方，更是道德接受考验的场所；他们眼中的古屋“倾颓腐朽”，代表着“人类创造出来的邪恶机构”，通过对这一文明象征的描绘，对当时的美国社会现实和城市前景表达了深深忧虑。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总渗透着一种对于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城市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态度，人们一边享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便利，一边试图在满是机器的城市喧嚣中找到更多的纯净自然。在惠特曼的诗歌中，文明之斧的挥舞削减了荒野的神性或是魔性，使其渐渐变成了自然与文明之间的“中间地带”，但读者在他的作品中却很难察觉到自然与文明的冲突，相反，森林甘心让位于拓荒者，一切交融和谐。
第五章主要探讨美国现代化转型发展时期（1861—1913）文学作品中的荒野意象。在这一时期，荒野的地理空间概念发生了变化，从森林边疆过渡到了草原边疆。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拓殖的先锋就已经到达了草原区，但当时的平原干旱如荒漠，因而迫使他们将移民方向改道向了西北和西南部。随着南北内战的结束，美国东部和远西部地区的森林空间都被移民占据之后，西部平原才成为最后一片拓疆土地。[19]这一时期的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自然。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引起了人们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巨大变化。妇女也从压迫和蔑视的枷锁中解脱出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家庭的主导角色，而男性则因走入城市导致缺失。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和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是这一时期少有的几位独自走进大自然、体验文明城市和自然场所之间区别的作家。她们也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沙漠或荒凉的海岸，但与之前男性同行相比，她们笔下的荒野往往是可居住的，以乡村和小镇为典型环境，探索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记录下巨大的变化，诉说着西部乡土的异化与挣扎。
第六章关注点为美国经典现代化成熟期，即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期间的文学作品。20世纪初，美国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化快速推进，文明进一步扩张的代价是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其系列自然写作作品中首次进行了毒物描写，她笔下的荒野表现出的是一种沉默的姿态，但却对人类为一己私欲而蹂躏自然进行了最有力的谴责；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Williams）诗歌中科学意象的频繁出现，“非人类主义”的激进态度，对自身种族的不稳定性和非永恒性、对人类中心主义做出了深刻预警；而威廉·福克纳则通过怪诞的意象比喻，展现了其小说中蕴含的生态警示性内核和荒野情结。
第七章讲述了战后繁荣时期（1945—1960），这一现代化社会向后现代化社会过渡期文学中的荒野意象。空间与地方具有生态意义、历史意义、产生重要话语，是建构情感的重要空间和承载集体记忆的重要场所，而荒野是美国人地方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和基础。1960年以后，美国进入谋求生活质量的后现代化社会，农业人口不断萎缩，科技膨胀，持续削弱人与自然界打交道时的生存意义。美国文学创作呈现出了强烈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荒野意象也不再是传统中的物质空间，而是呈现出更多的异质特征，或为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笔下的外层空间，或是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作品中的超自然平原，成了一种符号，更多是在象征自然的秩序，真正的荒野其实存在于不断蔓延的城市之中，在这里，传统荒野叙事中的男性纽带断裂，两性角色颠倒。
从踏上新大陆到走入21世纪，美国作家对荒野神话的描述、记录、想象和追寻始终没有停止，他们不断回到过去，通过不断地重构复写，去获得对自己身份新的认识，同时使得荒野这一意象越发丰富，引人瞩目。在这张复写地图里，美国西部小说无疑是记述荒野最为典型的一个标志。以拉里·麦克默特里（Larry McMurtry）为代表的后西部小说家，通过描写破碎的家庭、集体、个人信仰等，解构了殖民时期聚为一体的荒野群体性经验，对美国民族叙事自身进行了重写。但他们又与一味颠覆的“反西部”作家不同，而是通过在真实历史和虚构文本、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搭建桥梁，深度绘制了一幅全新的“复调荒野”图景。这种立足于对荒野概念的理解、在西部地方空间中扎根、承担对地方的深层义务以及将荒野重新神圣化的努力，在全球城市化和去乡土化临近、无土时代来袭之际，显得尤为可贵。
21世纪以来，人类与荒野之间陌生异化的距离不断拉大，荒野在人类孤独的精神拓荒中再次被当作了灵魂诗意的栖息地。从荒野讲述到毒物意识，从生态预警到反乌托邦（dystopian），从“人化自然”到“后自然”，都在试图对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作出回应：技术好像是伊甸园的苹果，是否会吞噬人类？想象的世界是否会变成现实？地方是整合人类思想、记忆、身份和梦想的伟大力量之一，它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依附的环境、文化和情感。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铭刻在地方之中，缺失与地方的亲密联系，人类将丧失“居”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估地方的意义和价值。
美国著名人文主义地理学奠基人段义孚先生将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定义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同名著作《恋地情结》通常被地理学者和其他学科学者奉为经典引用。他在此书中论述了人类对于自然的积极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以及人对自然的态度和价值观本质所在，为人地观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分析体系。具体分为以下几点：探索人们如何认识和构建身边的世界；将其环境感受和态度看作文化的有机组成，了解受心理模式影响的感知的世界；了解民族文化对心理模式的建构；了解个体差异对世界感知的影响。[20]荒野，就是美国人与其乡土之间情感纽带的最关键一环，映射着这个民族对自身环境的感知，对自身个体意识的认知，以及对国家叙事的建构。通过将荒野概念和隐喻内涵的变迁置于美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下去观照、解析其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属性，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文学中荒野意象的隐喻含义变迁既与美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关联性，标志着生态意识在不同阶段的流变，也折射出了美国文学传统中身体拓荒、工业拓荒和精神拓荒主题的演进和更替。荒野文学作品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敲响警钟的同时，构建了一种别样的地方救赎叙事空间，蕴藏着真实历史或文学隐喻背后的生态主义思想内涵，也暗示了当代美国主流文学必然无法逃避荒野情结和西部化趋势，无疑对当下社会发展和地方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1] ［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页。
[2]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3] Laurence Buell，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4]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5] 李庆余：《美国崛起和大国地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页。
[6] Samuel P.Huntington，“The Change to Chang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and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s，Vol.3，No.3，1971，p.286.
[7] 付成双：《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8] 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Cambridge：Blackwell Publications，1996，p.305.
[9] ［美］埃默里·埃利奥特、克莱格·萨旺金：《美国文学研究新方向：1980—2002》，王祖友译，《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4期。
[10] Alan Watson，Roian Matt，Katie Knotek，Daniel R.Williams and Laurie Yung，“Traditional Wisdom：Protecting Relationships with Wilderness as a Cultural Landscape”，Ecology and Society，Vol.16，No.1，Mar.2011，p.1.
[11] 杨金才：《论美国文学中的“荒野”意象》，《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2] 王惠：《论荒野的审美价值》，《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3] 袁霞：《艾丽丝·门罗〈荒野小站〉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4] 焦文倩：《孔子思想中的荒野范畴及其价值探究》，《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15] 滕海键：《1964年美国〈荒野法〉立法缘起及历史地位》，《史学集刊》2016年第6期。
[16] 毛严正：《荒野哲学的发展与对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商》2016年第5期。
[17] 张少华：《美国早期两条现代化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18]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1页。
[19] 付成双：《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43页。
[20] ［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