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及动态

一 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金代上京路的研究始于清代。张缙彦《域外集》记载：“去此百里有东京城者，金、辽之故地也。”[1]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记载：“东南十五里曰火茸城，金之上京会宁府也。”[2]吴江、吴桭臣、南荣《宁古塔纪略》记载：“有金之上京城，临马耳河，宫殿基址尚存，殿前有大石台，有八角井，有学田碑，仅有天会纪元数字，”[3]阿桂等《盛京通志》记载：“城西南六十里，瑚尔哈河南岸，即金时上京会宁府故址。”[4]《宁古塔地方乡土志》记载：“旧东京城：在城西南七十里胡尔哈河之南，周围三十里，四面七门。内城周围五里，东西南各一门，内有宫殿旧基，则金时遗址也。”[5]《吉林外记》记载：“会宁府在宁古塔城西南。”[6]以上皆认为宁古塔城为金上京会宁府。叶秉诚《金会宁考》认为，“以会宁府在宁古塔之西南，今考宁古塔滨于瑚尔哈河，即今牡丹江之南。而东京古城，又在其支流沙兰河之南，所谓金史之海古勒也。北盟汇编之阿术火也。大金国志之草地黄沙也，均无一而合者也”。[7]对宁古塔成为金会宁府城提出质疑。阿桂《满洲源流考》记载：“金自始祖四迁至此，后为上京，故地实与今阿勒楚喀拉林河源相近。”[8]认为“金之上京，当在色出窝集左右”。[9]杨宾《柳边纪略》与《满洲源流考》持相同的观点，认为“宁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阑，南有旧城址……皆指为金之上京”，[10]这里虽对宁古塔城为金上京会宁府提出了质疑，但认为金上京会宁府“应在色出窝集左右”。[11]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吉林知府曹廷杰通过实地踏查，佐以《金史》《松漠纪闻》《三朝北盟会编》《奉使辽金行程录》等文献，认为“金之上京会宁府，据《金史》及《松漠纪闻》、《北盟会编》、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所载道里考之，本即今阿拉楚喀城南四里白城故址”，[12]纠正了《元一统志》《明一统志》以来记载金上京会宁府设在宁古塔城之误。民国金毓黻到阿城考察后，认为“女真一族，起于东北一隅之会宁府”。[13]朱希祖《金曷苏馆路考》，对金上京路遥制的曷苏馆路治所及设置沿革进行了考述。[14]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研究者利用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对金代上京路所属的府、路、州、县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原来对金代上京路治所的研究，扩展到其所管辖各个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研究，研究触角逐步扩展到金代上京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领域研究，使金代上京路的研究，空前繁荣。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先后代表性的学术专著有4部，分别是朱国忱《金源故都》，[15]该书分五部分对金代上京进行了研究。尤其对金上京位置的确定、几次扩建、上京南北城问题、皇城和宫殿的建设及其毁废与复建等进行了研究。景爱依据多次实地考察，结合文献对金上京城建设沿革、规模、建筑结构、行政建置以及社会、经济活动、交通等全面细致的研究形成《金上京》一书。[16]白玉奇《大金国第一都》，[17]虽是通俗读物，但从女真崛起建国、伐辽灭宋、海陵迁都、世宗东巡上京等，全面介绍了金上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辉煌历史，对普及金史很有意义。王禹浪《金代黑龙江述略》，[18]介绍了金代上京路黑龙江境内的金代古城遗址及出土文物，论述了黑龙江在金朝时期的发展轨迹。除上述4部研究专著外，学者们对金代上京路隶属的府、路、州、县进行研究，先后有多篇论文问世，例如：许子荣《金上京会宁府遗址》，认为“基本保持了女真淳朴简约的传统风俗，它对研究金代社会历史具有重要价值”。[19]闫景全凭多年考古调查，撰写《金上京城亲查记》一文，对上京路故城外城墙、城门、马面、角楼之遗迹，南北二城的营建[20]进行了详细论述，并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这一时期对上京路所辖的路、府、州、县研究较多。例如：董万军《曷苏馆路治所考》，认定“盖县九寨乡五美房遗址应为辽代曷苏馆女真、金代曷苏馆路治所在地”。[21]李锦萍、王金令《金代曷苏馆路治所的考辨》认定，“盖州市九寨镇五美房村古城遗址，为金代曷苏馆路治所宁州”。[22]李英魁《金代胡里改路》，“就胡里改路的治所和辖区、居民及其族属和农业生产等问题”[23]展开了研究。华泉《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推定移治后的耶懒路亦即恤品路的中心正在双城子地区。”[24]景爱《关于金代蒲与路的考察》，依据“蒲峪路”印模，认定：“位于克东县金城乡的金代古城即金代蒲与路故城。”[25]李士良《金代北疆重镇——蒲与路治所》赞同克东故城为“金代蒲与路故城”。[26]金源《肇州考》认为：金肇州故城在“肇源县望海屯古城”[27]。张柏忠《金代泰州、肇州考》认为“前郭县塔虎城是辽代的出河店金代的肇州”。[28]张英《金肇州故城考》认为：“定金肇州治今伯都讷古城与其他史籍记载的道里相合。”[29]那海洲《塔虎城为金肇州旧址考》认为“将塔虎城推定为金肇州之一说甚为有据”[30]。王禹浪《金曲江县考》认为：“在黑龙江省宾县新甸乡西5华里处”[31]，古城为金代曲江县。吕遵禄、干志耿、吕东、干振玮《黑龙江省的金朝古城》，全面介绍了黑龙江境内辽金古城遗址的地理位置、形制、建筑特点等。[32]尹开屏、吕遵禄《哈尔滨地区的辽金古城》，论证这些古城都是“金上京去往各地交通要道上的重要驿站”[33]。此类研究个例较多，限于篇幅，不具引。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金代上京路的研究，以俄罗斯和日本为主，他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和需求，各有所重。俄国人对黑龙江沿岸金代上京路遗址的调查，与俄国人入侵黑龙江流域大体同时。起初的考察是一种非专业即兴考察。著名的永宁寺碑，就是哥萨克兵在特林的山崖上发现的。到了19世纪，俄国加强了远东地区历史文化调查与研究，汉学家H.R.比丘林、B.H.瓦西里耶夫大量翻译我国历史文献，为其俄罗斯研究金代蒲与路、胡里改路、恤品路等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汉学家H.N.卡法罗夫根据中国、朝鲜和日本史料记载，对俄罗斯境内的金代上京路历史文化进行了考古调查研究，出版了《南乌苏里边区民族考》，提出“滨海边区文化遗存属于渤海和女真”[34]的学术思想。19世纪末，俄国先后发表了许多介绍女真人风俗习惯、生业环境等的论文。进入苏联时代，苏联人开始对黑龙江沿岸女真遗址的专业化考察和研究，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有A.N.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遥远的过去》，介绍了“金曷懒路（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物质与文化”[35]。苏联考古学家麦德维杰夫，根据大量墓地发掘资料，写成《乌苏里岛的中世纪遗存》，介绍了黑瞎子岛“金朝建国前的文化遗存”[36]。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共同主编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粹》[37]，介绍了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辽金古城出土文物情况，对今后金代上京路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日本出于侵略目的需要研究金史，其中，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38]，论述了金朝的建国及其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这部书很大篇幅是研究金朝早期历史的，也就是金朝国都在上京时期的历史文化。日本学者先后发表了几十篇与金上京有关的论文，如小野胜年《辽金都城考》、鸟居龙藏《阿什河与金上京》以及《金上京城及其文化》等。朝鲜和韩国，则从女真族起源、语言文字、人口迁徙、高丽与女真的关系等进行研究。其学术成果与学术影响，远不及俄国和日本。

二 存在问题及动态

1.存在问题

以往学界关于金代上京路的研究，多是集中在上京城或上京路管辖区域内某一治所研究，没有从金代上京路建置整体上，研究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问题。且各地学者往往局限于现行行政区划，只研究本地区的金代历史文化，把金代上京路管辖的各路、府、州、县割裂开来研究，致使金代上京路的历史文化面貌不能全面系统地展示出来。另外，由于金代上京路行政区划内的很多地方，今天不在我国境内，这也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总之，国内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从某一方面来研究金代上京路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从金代上京路行政建置整体的角度展开系统研究。鉴于此，本书的研究将以金代上京路行政建置整体触角，系统研究金代上京路的设置、沿革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使人们对金代上京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将对今后该地区经济文化建设、资源保护利用，发挥学术影响。

2.研究动态

今后关于金代上京路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主要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从文献记载上对金源文化再认识，特别是金代上京路对金代工业、农业、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武玉环《辽金社会与文化研究》、王禹浪《金源文化研究》、王久宇《金源文化史稿》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代上京路的金源文化。未来应进一步分析历史文献形成的背景、过程，分析金代上京路金源文化的生成、演变及其发展路径等深层次问题。二是金代相关考古资料不断增多，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对金代上京路辖区内遗留下来的一些古城遗址及女真人生产生活遗址、遗迹的发掘，特别是《前郭塔虎城》等若干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为进一步研究金代上京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创造了新的契机。近年来，国外不见有相关学术影响的成果问世。要想对金代上京路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应当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考察金代上京路建置沿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演进等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