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贤学术研究成果之总结

一 东亚区域秩序的理论研究

东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有别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区域。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理论，指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时期内，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相互间并不了解的地方，产生了人类的精神基础，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哲学家，提出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创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宗教。生活在轴心时代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或者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或者与其中之一发生接触。一旦发生了接触，他们便被历史所接受。轴心时代同化了所有存留下来的东西。[2]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先后被“拖入”了以中国为轴心的东亚文明之中。也正因此，东亚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景象。[3]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是最早系统提出“东亚世界”理论视角的历史学者，以汉字、儒教、佛教和律令制度，作为东亚世界的基本要素，构成了东亚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东亚的范围以中国为中心，还包括周边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4]这个概念也逐渐被学界所接受，成为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的重要视角。

而在东亚史研究中，对于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讨论，学界存在多种理论解读。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Fairbank）在其主编的会议论文集《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1968年出版）[5]中，首先提出“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念、外交理念的问题，将朝贡制度研究作为分析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区域秩序的一个基本模式。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6]一书中，提出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和朝贡贸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形成了“亚洲经济圈”，以朝贡贸易体系来解释亚洲的经贸网络，突破以近代西方列强对亚洲冲击的角度探讨亚洲历史的研究窠臼。

中国香港学者黄枝连提出“天朝礼治体系”的概念，指出在十九世纪以前，即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前，这里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天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动作形式；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应在此框架下去探讨传统中国同朝鲜、安南、日本、琉球、暹罗以及更广泛的亚太区域关系。[7]

国内学者何芳川以“华夷秩序”指代近代以前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体系。[8]韩东育认为前近代东亚地区崇尚和平的“华夷秩序”，抑或近现代侵略成性的所谓“大东亚秩序”，均诱发于“落差—权力”的地政框架中。[9]王赓武认为以中华文明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发展出一种制度和领土模式即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是否可以被称为体系是有争议的，但朝贡是以领土方式界定的理念空间。[10]等等。中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对近代以前的东亚中外关系做出了角度不一的理论解读，试图建构一个理论研究范式，为进一步的研究预设思路和空间。

二 东亚区域关系史相关研究

以中国为核心的前近代东亚封贡体系下，在华域外宦官的主体是明代的朝鲜人宦官和安南人宦官，至于其他外籍宦官，目前来看无论在文本史书抑或田野资料中并不彰显。因而本书梳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封贡关系，将视野主要集中于明代的中朝、中越和中琉关系。

（一）中朝关系史方面的研究

孙卫国先后出版了《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11]和《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12]两部力作，从朝鲜王朝国家意识的角度入手，探讨了明朝到清朝，朝鲜的对华意识及其思想变化，并且在史料运用上不仅集合了中日韩大量的原始文献，也在韩国做了田野调查，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思想史的研究中，为东亚史研究提供了路径和方法。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13]是一部以时间和朝代为线索论述元末到明代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系统性著作，对两国间发生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往来有较全面的介绍，对于朝鲜半岛的“火者”之贡，以及朝鲜国出身的大明宦官使者群体都做了概述。杨昭全、何彤梅《中朝—朝鲜·韩国关系史》[14]阐述中国与朝鲜、韩国自古代至现代的关系史，将涉及两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往来皆囊括其中，以中韩友谊为主线，颂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正因此，对于来自朝鲜半岛的贡阉、贡女，仅在高丽人移居元朝、李朝民众移居中国的章节中一带而过。白新良主编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15]在对中朝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回顾的基础上，着重论述明清时期中朝宗藩关系的建立、经贸往来，以及壬辰倭乱、西方列强入侵等事件对于两国关系的影响。简单提及宦官在明鲜政治、贸易往来中的角色，将索取贡女、聚敛财物定义为明代入朝宦官的典型特征。中国台湾学者叶泉宏的《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1368—1488）》，[16]集中考察了明朝与高丽、朝鲜建交的演进过程，涉及朝鲜与明初辽东边防的建立及明鲜的海防合作。尤其强调了文官使臣董越在增进明鲜关系中的积极意义。屈广燕《元明嬗代之际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研究》[17]也是将明朝与丽末鲜初的关系作为考察的重点，其中涉及宦官使臣贸易。喜蕾《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18]从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的形成背景、制度变化，到高丽贡女与元朝宫廷、社会的关系，以及政治影响等诸方面系统阐释了元朝高丽的贡女制度，并在高丽贡女宫廷生活部分单列一节考察贡女群体的重要后援高丽宦官。

日本学者末松保和《丽末鲜初に于ける对明关系》[19]比较早地注意并结合利用《高丽史》和明朝官修史书考察了明初与高丽和李氏朝鲜关系的发展变化。韩国学者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20]收录了19篇其个人关于中韩关系的论文，其中涉及政治关系、朝贡贸易与文化等不同主题。朴元熇《明初朝鲜关系史研究》[21]，涉及明初朝鲜的表笺问题、辽东纠纷，与蒙古、女真问题的交涉，以及东亚视域内明鲜间的使臣往来、贸易问题。

在明鲜关系的研究中与宦官关联性最大的是使臣研究，在明的朝鲜宦官主要职能是作为使臣回原籍，因而明鲜使臣研究中多涉及朝鲜籍宦官。

李新峰的《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22]以《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为主要史料，统计了明前期被派遣至朝鲜半岛的宦官、文臣和武官所占使臣身份的比例，并着重考察了文臣使臣的个案。孙卫国《明代使臣述论》[23]对明代的涉外机构、使臣类别，以及历朝派遣使臣的变化进行了整体的论述，同时着重比较了宦官与朝臣出使在目的、职能等方面的差异。王裕明的《明代遣使朝鲜述论》[24]论述了明代遣使朝鲜的目的、使臣特点和遣使意义。另有高艳林《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25]，刘喜涛的博士论文《封贡视角下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26]等研究，都对明代中朝使臣往来从诸多方面进行了考察，其中都涉及宦官使臣。

（二）中越关系史方面的研究

日本学者对越南历史的研究开展较早，成果颇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山本达郎的研究，他在20世纪50年代即出版了《安南史研究》[27]，利用中越史料进行对比研究，对明朝初期中越之间的政治往来、军事冲突、明朝对安南的治理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山本达郎主编的论文集《越中关系史——从曲氏的崛起到中法战争》（《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28]由山本达郎、河原正博、藤原利一郎、大泽一雄等七名作者合著而成，该书认为在西方势力进入之前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关系体制。而越南自古文化上受中国影响、政治上被中国支配，自公元十世纪从中国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国家，直到十九世纪末再被法国占领沦为其殖民地。该书论述了此期间中越两国各朝代之间的关系。另外，引田利章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即编译法国人关于越南的著作，出版四卷本《安南史》[29]。岩村成允的《安南通史》[30]，是日本人所著关于越南的通史，对明朝征战安南这场战争也有所论述。其他诸如藤原利一郎[31]、桃木至朗[32]、八尾隆生[33]等日本学者对越南的研究亦涉及与明朝中国的关系，甚至深入到在安南的华侨等问题。

关于中国学者对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于向东、成思佳曾做过较全面的总结。[34]国内中越关系史研究大致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1933年邵循正在其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35]中，以丰富的中法档案史料，清晰阐述法国介入清越宗藩关系的始末。其他同时代如彭胜天[36]、刘伯奎[37]等学者的研究亦是对中越关系做整体的勾勒。新中国成立后，因中越两党间友好关系的政治影响，对于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主要强调和宣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代表作有周一良《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38]、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39]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史学研究自身的规范与完善，加之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引进，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史料运用的广泛性也不断加强，对于中越关系史的研究也走向纵深。如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40]，为中越关系史研究指引了门径；他的论文集《中越关系史论文集》[41]涉及明代来华的交阯移民，比较难得的是其中有一篇关注了安南宦官阮安营建北京城的事迹。戴可来、于向东合著的《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42]是其越南史研究的集成，涉及越南历史和史籍、中越关系、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华侨华人、少数民族等中越关系史的方方面面。进入21世纪，区域一体化、“东亚共同体”的建设，日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发展趋向，对中越关系的研究亦逐步涉及宗藩关系、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疆界归属等诸多方面。宗藩关系视野下的研究主要由永乐出兵安南事件和莫登庸事件切入，如中国台湾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43]、廖小健《论1406年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原因》[44]、朱亚非《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征安南之役》[45]都涉及了明永乐到宣德时期对安南的征战和弃守；还有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46]、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47]等，都运用了中、越、法多种史料，吸收了比较前沿的成果。陈文源《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48]对明朝中越关系按阶段划分做了整体考察，涉及明越关系的诸多方面和事件，本书对明代中越关系的整体把握多得益于此书。由文化交流角度切入中越关系的研究，主要强调中国对周边的单向文化影响，代表性成果有台湾朱云影的《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49]、朱亚非《论黄福——兼论明代中国文化对安南的传播》[50]、陈文《越南科举制度研究》[51]、何孝荣《明代的中越文化交流》[52]等研究。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史料来源的扩展，中国台湾耿慧玲《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53]是较难得的以越南的金石资料为主，对中越关系史中诸如越南与中国的海上交通、越南国家意识形成等问题进行探讨。另有，叶少飞《中越典籍中的南越国与安南国关系》[54]、邱普艳《越南阮氏政权对华贸易中的华人》[55]、李国强《南海历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对越南学术观点的分析与回应》[56]、陈国保《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57]等学者的研究，因与本研究关联性不大，不一一列举。

越南重要学者陈重金《越南通史》[58]、陶维英《越南古代史》[59]、明峥《越南史略》[60]等人的越南史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涉及古代越南“北属”中国的历史。

（三）中琉关系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

谢必震《中国与琉球》[61]、米庆余《琉球历史研究》[62]，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徐玉虎《明代琉球王国对外关系之研究》[63]、郑梁生等学者的研究，对明代中琉关系都做了较全面的梳理。另外，朱亚非《明代中外关系史研究》[6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65]、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6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67]等，也是涉及传统中外关系的整体性研究。

三 东亚宦官的相关研究

国内对于域外出身的朝鲜人宦官的关注相较于安南宦官更多一些，并且主要探讨其作为宦官使臣的作用。如孙卫国《论明初的宦官外交》[68]认为明初宦官出使之频繁，影响之深远非历代可比。而洪、永时期中外交往颇为频繁，最为杰出的使节，绝大部分是宦官，沿袭到仁宣时期，宦官皆是充当中外交往中的中方主角，构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宦官外交”的局面，并探讨了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喜蕾《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69]概述了元朝高丽贡宦制度，并着重考察了高普龙、朴不花几位在元朝有重要影响的高丽宦官。千勇《朝鲜籍宦官与明鲜关系述论》[70]、喻显龙《论明朝的朝鲜“火者”进贡与宦官使臣》[71]和陈洪发《明鲜关系中的朝鲜籍宦官研究——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中心》[72]几篇论文都是将在明的朝鲜人宦官作为使臣群体，利用《朝鲜王朝实录》考察其出使背景、在朝鲜出使期间的主要活动，以及在明鲜关系中的影响。中国香港学者陈学霖较早关注到在华的域外宦官，[73]他在《洪武朝朝鲜籍宦官史料考释——〈高丽史〉、李朝〈太祖实录〉摘抄》一文中摘抄了《高丽史》和李朝《太祖实录》中明代在华的朝鲜宦官资料，却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在《海寿——永乐朝一位朝鲜籍宦官》一文中对朝鲜人宦官海寿做了个案考察。另外，刁书仁《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74]和戴琳剑《明成化年间朝鲜之“成化别贡”再考》[75]等文章将朝鲜宦官纳入到明鲜朝贡关系下“特殊贡品”研究中予以关注。

韩国学者亦不乏从中朝使臣往来切入明鲜关系的研究成果，涉及朝鲜籍宦官的有曹永禄《鮮初의朝鮮出身 明使考——成宗朝의對明交涉의明使鄭同》[76]、张熙兴《高丽后期 宦官制의定着过程의地位变动》[77]，郑求先《鲜初朝鲜出身明使臣的行迹》[78]和李正信《元朝干涉期宦官形迹考》[79]等文章，韩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相比更注重对宦官的个案考察，但囿于史料和视角的局限仅依赖《朝鲜王朝实录》考察宦官们在朝鲜的活动。

国内对于在华安南宦官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只涉及少数人物个案，代表性的成果有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80]，其中的第五、六、九章《明代交阯人在中国内地之贡献》《明代交阯人移入中国内地考》《明太监交阯人阮安建北京考》，在对明代移入中国内地的交阯人的总体考察中论及范弘、王瑾等文献有记载的几位宦官，着重对阮安做个案考察。赵其昌《明代太监阮安》亦考察了阮安营建北京城的贡献。中国台湾学者陈玉女在《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81]的研究中涉及安南宦官群体捐资建寺的内容，对笔者多有启发，然而其旨趣在于宦官与佛教的关系。中国香港学者陈学霖《明代安南籍宦官史事考述——金英、兴安》[82]，以碑刻材料为主对金英、兴安的生平事迹重新梳理，钩稽出二人在土木之变、辩论迁都、南宫复辟等重大事件中的角色和影响，较为难得地关注到安南宦官对明代政局的影响，然而仅限于对此二人的考证。

明代中越关系史研究中所关注的永乐征安南事件，普遍会提及的是张辅“取安南火者三千”充实明廷，如郑永常的《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83]、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84]、陈文源《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85]、朱亚非《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征安南之役》[86]等。

国外研究中，美国学者蔡石山《明代宦官》[87]提及明廷中有大量外族安南、朝鲜人宦官的存在，但没有做相关研究。日本学者是东亚区域史研究的先行者，十分重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但未有对明代域外宦官的直接研究。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考察了永乐朝对安南出兵过程，略提及大量交童被带回中国的史事。另有其主编的『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论述了从905年越南独立前后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期间的中越历史关系问题，在明代派出的册封使中微有涉及外籍宦官。越南学者对于明朝与安南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带有较明显的民族主义学术特点，对在华的安南籍宦官鲜有涉及。

另外，杜常顺《明代宦官中的非汉族成分》[88]、郑威《试析明代宦官籍贯的分布与变化》[89]、任昉《明代宦官籍贯与民族考论——明代宦官墓志研究之一》[90]在探讨明代宦官来源的话题中亦对朝鲜、安南人宦官有所涉及。

总之，以往学界的研究是本书能顺利展开的重要基础，但也存在着需要重新审视的地方。

首先，学科畛域的局限所造成的研究盲点。从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外学者在涉及东亚宦官时仅限于朝鲜、越南本国宦官，并且笔者在与越南学者的交流中得知他们大多并不清楚明代中国有这样一批得势的本国宦官。尽管中国史学者以往对明代宦官的研究已积累了较丰厚的底蕴，且注意到朝鲜、安南、琉球等域外宦官群体的存在，却并未深入讨论。对于朝鲜宦官的关注，多利用朝鲜史料将其出使回原籍的经历做群体性的研究，考察出使的目的、出使期间的活动，强调其对于中朝关系的危害，鲜少结合中朝史料对朝鲜宦官个体做深入探讨，对于朝鲜宦官的在华经历避而不谈，这便很难对具有双重身份的外籍宦官做出客观的了解和判断，比如在华朝鲜宦官的身份认同问题、其群体内部关系、权力的更迭，以及在华的关系网络等问题。对于安南宦官的研究情况恰好相反，虽然对于参与营建北京城的阮安等大太监做了个案考察，却没有注意到他们在明初已形成势力，且对明初政局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制度史框架内“自上而下”研究视角的局限性。宦官向来被视为皇权衍生物，正史中所见皆是与历史大事件相关的几个著名宦官，无法窥视其群体内部复杂的关系网络和民族属性。近年来，随着宦官墓志、碑刻等田野史料的发掘、利用，他们在民间社会所进行的修庙建寺等信仰活动，及过程中与同籍宦官、朝臣之间的交往圈层浮出水面，看似社会史中的“细枝末节”，却可能直接影响着庙堂上的国之大事。因而，从社会史的研究出发“自下而上”反观“大历史”，可以拓展东亚历史的研究路径。

最后，缺乏对于东亚在华宦官的整体性考察。以往研究更多局限于对中国本土宦官，或者朝鲜、安南人宦官的专题考察，忽视了他们作为“外籍贡阉”和“天朝近侍”双重身份的东亚性。比较他们在明朝中国的任用以及在中国与周边关系中的不同境遇和角色，可以“小中见大”理解前近代东亚世界的秩序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运作的，为解读东亚区域关系提供新的切入点。

四 史料的来源及反思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在华的域外宦官群体，涉及朝鲜、越南和琉球诸国，因而注重对中、日、韩、越多方历史资料的借鉴与比较。在采用“自上而下”传统视角利用如《元史》《明实录》《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韩国文集丛刊》《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越南汉文小说集成》《历代宝案》《大明一统志》《全辽志》、夏子阳的《使琉球录》、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李文凤的《越峤书》、高熊徴的《安南志》等各国官私文献史料，观察以朝鲜、安南籍为主的域外宦官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同时，兼以“自下而上”的考察角度，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将京师外籍宦官相关的墓志、庙碑等田野史料纳入研究视野，有利于考察在华域外宦官群体基于共同的地缘关系及信仰活动，所形成的宦官与朝臣、僧人及域外宦官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网络。而对这一群体内外关系的厘清，则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以往不被关注的外籍宦官群体对明代政治生活的介入程度及影响，这是以文献为依据研究明代中外关系史的盲点。并且从“域外宦官”这一新的视角，搜集和利用大量明代两京的庙碑及宦官墓志等社会史料，再对照日、韩、越方面的域外资料，对安南、朝鲜宦官的交往圈层、庙堂影响做由内而外的展现，使史实与理论能恰当结合，从一个特殊的侧面介入东亚区域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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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文源：《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

[2]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雪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15页。

[3] 孙卫国：《东亚汉籍与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2014年4月16日第14版。

[4] [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第397—398页。

[5] [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东亚的礼仪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朝鲜的儒化情景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4、1995年版。

[8] 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9] 韩东育：《东亚世界的“落差”与“权力”——从“华夷秩序”到“条约体系”》，《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2期。

[10] 王赓武：《国际秩序的构建：历史、现在和未来》，《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

[11]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2] 孙卫国：《从“尊明”到“奉清”朝鲜王朝对清意识的嬗变（1627—1910）》，台大出版中心2019年版。

[13] 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杨昭全、何彤梅：《中朝—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16] 叶泉宏：《明代前期中韩国交之研究（1368—1488）》，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17] 屈广燕：《元明嬗代之际中朝政治关系变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18] 喜蕾：《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9] [日]末松保和：《丽末鲜初に于ける对明关系》、『青丘史草·第1』、笠井出版印刷社1965年版。

[20] [韩]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全善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1] [韩]朴元熇：《明初朝鲜关系史研究》，一潮阁2002年版。

[22] 李新峰：《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

[23] 孙卫国：《明代使臣述论》，《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24] 王裕明：《明代遣使朝鲜述论》，《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

[25] 高艳林：《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6] 刘喜涛：《封贡视角下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1年。

[27] [日]山本达郎：《安南史研究》[Ⅰ]，第二编上，山川出版社1950年版。

[28] [日]山本达郎：《ベトナム中国関係史——曲氏の抬頭から清仏戦争まで》，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

[29] [日]引田利章：《安南史》，陆军文库1881年版。

[30] [日]岩村成允：《安南通史》，富山房194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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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日]桃木至朗：《中世大越国家の成立と変容》，大阪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

[33] [日]八尾隆生：《黎初ヴェトナムの政治と社会》，广岛大学出版会2009年版。

[34] 于向东：《中国的越南学研究状况及其思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于向东、成思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中越关系史研究述略》，《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2期。

[35]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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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周一良：《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新华月报》195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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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张秀民：《安南书目提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

[41] 张秀民：《中越关系史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

[42] 戴可来、于向东：《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3] 郑永常：《征战与弃守——明代中越关系研究》，成功大学出版组1998年版。

[44] 廖小健：《论1406年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原因》，《印度支那》1988年第1期。

[45] 朱亚非：《明初中越关系与成祖征安南之役》，《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46] 牛军凯：《王室后裔与叛乱者——越南莫氏家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47] 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48] 陈文源：《明代中越邦交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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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朱亚非：《论黄福——兼论明代中国文化对安南的传播》，《齐鲁文化研究》2003年12月。

[51] 陈文：《越南科举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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