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江南[10]与两京的蒙古族汉诗创作

从先秦起至元代，中国古典诗歌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语言的发展，诗歌题材不断扩大，各种诗体相继出现，表现艺术愈益成熟，在内容、形式、风格等各方面，汉语诗歌创作都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蒙古族文学家大都生长在汉地，尤其是汉文化中心江南，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魅力感同身受，他们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开始进行汉诗创作。他们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从最初问世的诗歌直到刚刚灭亡的宋代范型，无不喜爱。中国古典诗歌不但涵养了汉民族的情趣，而且也滋润了蒙古民族的心灵。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近体诗亦即格律诗，经初唐、盛唐文人定型后，其音律、词汇、句式，已积淀为古代诗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蒙古族汉诗作者对此体格外偏爱。因此，从汉文化中心的江南，到政治权力中心大都和上都，集聚了元代主要的蒙古族汉诗创作者，他们书写了元代的蒙古族汉诗创作史。

一 元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空间性与政治性

元代是多元文学交融的重要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各族文学名家。蒙古族作为元代的统治民族，蒙古族文学家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蒙古族汉诗创作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元代汉诗创作领域，萨都剌无疑是最为著名的蒙古族诗人，他的诗歌既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元代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萨都剌（约1280—约1345），字天锡，号直斋。祖上入居中原后，定居在大都附近，所以自称“燕山萨天锡”。他先后任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南御史台掾史、燕南河北道廉访司照磨、福建闽海道廉访司制事等职。晚年居杭州，元顺帝至正年间去世。有《萨天锡诗集》《雁门集》等传世。是元代蒙古族诗人中留存诗歌最多的，《全元诗》收其诗794首。萨都剌之后的著名蒙古族汉诗创作者泰不华（1304—1352），本名达普化，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原籍西域白野山，居台州（浙江临海）。十七岁时参加浙江乡试中魁首，至治元年（1321）状元及第，年仅十八岁。授集贤修撰，累转监察御史。受到元文宗赏识，并亲自将“达普化”改译为“泰不华”。参与修宋、辽、金三史，擢礼部尚书。至正11年（1351）迁浙东宣慰司使，与孛罗帖木儿夹击方国珍，方国珍降元，泰不华改任台州路达鲁花赤。战死后，追封魏国公，谥忠介。泰不华好读书，以文章知名。元末政局腐败，不可收拾，他与色目人余阙独立支持局面，而且两人均长于诗文，后人往往相提并论。《全元诗》收其诗32首。泰不华之后的著名蒙古族诗人答禄与权（约1311—1380），字道夫。至正2年（1342）进士，任职于秘书监。至正21年（1361）出使福建，元末出为河南江北道廉访司佥事。明初，寓居于永宁（河南洛宁）。洪武6年（1373）以荐授秦王府纪善，后任御史、翰林修撰等。洪武11年（1378）以年老致仕。有《答禄与权集》，久已散佚，现存《永乐大典》残帙尚可辑出他的数十首诗与少量的文。《全元诗》收其诗56首，《杂诗四十七首》是他的代表作，名为《杂诗》，实为咏怀之作，内容与表现手法均比较丰富。

元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与清代相比，从数量上来说，并不为多。除了著名诗人萨都剌存诗较多，泰不华、答禄与权二人皆几十首诗。其他诗人创作的汉文诗歌更是有限，皆为零星诗作[11]。忽必烈家族6人创作留存汉诗11首。其他28位诗人存诗90首。另外还有6位诗人的身份未能确定，一般被记载为蒙古色目人，共有诗歌14首。所以整个元代的蒙古族汉诗创作尚不足千首。

很明显，蒙古族汉诗创作在元初很少，创作质量较低，至中晚期诗人数量迅速增加，创作数量迅猛增加，创作质量也显著提高。而且，元代的蒙古族汉诗创作主要诗人基本都有大都和江南的生活经历[12]，因此，元代的蒙古族汉诗创作有很鲜明的空间性或者说地域性。创作者及主体创作地区是在江南，大都和上都其次，其他地区仅为吉光片羽。显然，这是借助大都和上都政治区位优势与江南历史文化优势双重建构的产物，也是大蒙古国南下迁都之后中国南北文学中心历史性转换的结果，在建构大都—江南两大文学中心以及重构整个元代蒙古族汉语创作文学版图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以元代蒙古族汉诗创作者中最重要的诗人萨都剌、泰不华、答禄与权为例，萨天锡自泰定4年（1327）中进士后，在江南任职时间最久，因而主要生活地区是江南。其间曾去往上都。因此，其诗作关于江南人文风物者最多，也有涉及上都物色者。与萨都剌由大都去往江南不同，泰不华是生长在江南，因科考而入居大都并死于江南。他的诗作主要是和大都相关人、事，但也有涉及江南题材的。答禄与权生命中的岁月多半元少半明，他也是科举入仕，在大都为宦近二十年后短暂供职中原，身历鼎革之变，作为一个蒙古族汉诗作者他最终入明廷供职，在江南度过余生。他的诗歌也是既有关于大都的，也有涉及江南的。大都和上都这两京是元代的政治中心，生活于政治中心的诗人，诗歌创作受制于政治体系和社会风潮较多；而远离政治中心，在思想较为开放的南方，尤其是江南都市，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文化环境的自我维系力更强。因此，诗人们生活中的两京经历，使他们的诗歌创作不经意间带有皇城地域性文学创作的经世色彩；而江南经历，又使他们的诗歌创作不期然地涵育了江南地域性文学创作的“文”化与“雅”化。

除了空间性，元代蒙古族汉诗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超越其他朝代的政治性，及隐含其间的民族坚守。因为元代蒙古族的统治地位，无论汉诗中展示的蒙汉文学交融如何包罗万象、潜力十足，即便是诗人们根据不同时代所关心的角度对所选取的文学素材如何加以解释、变动和编排，怎样显示了特定的文学特征，但其最后呈现的都更像是政治和社会的产物，而非纯粹的文学产物。究其由，一是元蒙统治者并不希望完全汉化，甚至希望用蒙古文统一全国文字，并不主动学习汉族文化和文学，如学者言，“元人入主中国，多数之蒙古语，遂杂入我国语中。今试取《元曲选》观之，如‘兀的不’‘颠不剌的’等词触目皆是”[13]；二是蒙古族初入中原，对汉诗的格律运用还不够纯熟，对汉语的音义语境理解有所欠缺。“民族认同及其稳固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14]。元代后期蒙古族汉诗创作成就取得的原因，并不是仅向汉文学学习的结果，而是元代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所形成的，也就是说，元人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形式养成了他们独特的气质，这些气质逐渐在他们的诗作中得到表现并最终形成鲜明的文学艺术特征。

萨都剌有两首关于李陵和苏武的诗歌，其一为《过李陵墓》，其二为《拟李陵送苏武》。这两首诗作，内蕴深厚。诗中有“山头空筑望乡台”句，台即李陵台，传说是汉将李陵所建。李陵是李当户之子，是“飞将军”李广之孙。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数岁，天汉2年（前99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15]李陵投降偷生，最初可能也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推测的想在匈奴寻找机会报答汉朝，但结果却造成了包括母亲、妻子在内的家族中上百口人被杀，李陵成了不忠不孝的典型，成了陇西人耻辱的象征，永远无法得到亲族的谅解。李陵无法再回到汉朝，思乡情切，便筑高台遥望家乡，后人称为李陵“望乡台”。元朝时的李陵台驿站，为帖里干驿道与木怜驿道之交会处，是漠南、漠北蒙古草原最为重要的驿站之一。在中华文化史上，李陵台不仅是一个地名、一处驿站，它牵扯着重要的文化问题，孔子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6]之说，将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李陵的投降，在看重“华夷之辨”的汉族政权社会中，就是失节败德。李陵降匈奴失节之事，无论有多少情由，都是不争的史事。历代士人对此行为都持否定态度。然而，萨都剌在诗中称匈奴为“天骄”，认为李陵所愧的不是投降毁节，而是作为将军之才能。萨都剌认为苏武的确是有节操的士人，但却遭遇悲惨，最终批判了汉朝统治者的“无恩”。称颂匈奴为天骄、批判汉朝统治者实际上就是在称颂自己的民族。这两首诗中呈现的萨都剌的态度，与民族属性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出，萨都剌完全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来观照李陵投降问题的。

除了或隐或显的民族性之外，元代蒙古族汉诗创作的特点在其诗歌主题中也可看出。他们作诗的主要目的并非描写社会现实，而是抒写内心情思。如萨都剌、泰不华、答禄与权的留存诗作主体皆非描写社会现实之作。由此可见，对蒙古族诗人而言，写诗的冲动主要源于诗人的自身遭际，其中既包括困厄等社会因素，也包括时光节物等自然因素。他们的诗学观念与《诗大序》一脉相承，更加强调诗人感受之个体性与当下性。正因如此，他们笔下最常见的诗歌主题有两类：一是耳目所及之风物景象，二是亲身所历之生活情状。这样的写作结果究竟是因为己身的民族属性所致，不愿意反映民瘼、针砭时弊，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尚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二 元代忽必烈家族的汉诗创作

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学密不可分，历代帝王大多能文善诗。帝王的爱好与提倡是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比较古代帝王，元朝忽必烈家族留下的汉诗最少。据传世文献来看，忽必烈家族中，有三位帝王、一位太子、一位亲王及一位公主6人留下了汉文诗歌。

《全元诗》中现存元世祖《陟玩春山纪兴》诗一首。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元诸帝多不习汉文”条：“元起朔方，本有语无字。太祖以来，但借用畏吾字以通文檄。世祖始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然于汉文则未习也。”[17]认为元世祖“于汉文则未习”，间接指出元世祖并不会写作汉诗。虽然这一断论受到学者质疑，但对于元世祖能否写出优美的汉文诗歌，众说纷纭。蒙古族学者白·特木尔巴根认为，既然清康熙年间，顾嗣立《元诗选》、顾奎光《元诗选》，均未选元世祖诗，所以“此诗极有可能是他人代劳。忽必烈在万几之暇率臣僚登山览胜，不时用蒙语或汉语即兴吟诵几句，于是随侍儒臣和朝廷译员欣然效劳，将其联缀成上述七律”[18]。另一位蒙古族学者云峰则根据《元史赵孟頫传》中元世祖叹赏赵孟頫诗的记载认为：“元世祖忽必烈对古汉语格律诗亦能欣赏并颇有心得。以此为依据，并结合世祖忽必烈多年经营汉地，身边有不少汉族文人学士之实际，说其精通汉语并熟悉汉文格律诗进而可以动手写作当为可信。”[19]《全元诗》根据《御选元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之元代部分）选录了此诗，一者是因为《御选元诗》自清以来影响一直很大，二者是因为学者们对此诗非元世祖所作缺乏有力的证据。

此后元朝诸帝中最倾向于汉文化者是元文宗图帖睦尔（1304—1332），他出生、成长在汉族地区，四岁就开始跟随汉族儒士学习经史，诗、画、书法俱佳。因此，有元一代的帝王中，元文宗是推行汉化政策最有力者，自身的汉文化水平也成就最高。元文宗享国祚短，在位仅五年，然文治颇多。如兴建奎章阁学士院、大量任用汉儒、纂修《经世大典》等。不过，传世文献中，元文宗也仅留下了4首汉诗。即咏物诗《青梅诗》，写景诗《登金山》《望九华》，纪行诗《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青梅诗》是其少作，诗云：“自笑当年志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溟南地僻无佳果，问着青梅价也高。”[20]诗歌采用对比手法，写出今昔遭遇之落差。

元朝末帝即顺帝妥懽帖睦尔（1320—1370）汉文化水平也较高。元顺帝自幼即接受汉文化教育，幼年贬谪广西时，随大图寺长老学习《孝经》《论语》。即位后，广置经筵官，研习汉文经典，是元朝后期诸帝中汉文化修养较高者，他能诗善画，任用的宰相如马札儿台、脱脱、别儿怯不花、铁木儿塔识等，多已汉化。元顺帝还将宣文阁改为端本堂，成为皇太子接受经学教育的固定场所。元顺帝传世的汉文诗歌3首，即《御制诗》（二首）、《答明主》。

除了这三位皇帝外，明叶子奇《草木子》中还载有元顺帝太子爱猷识理答腊（1334？—1378）一首《新月》诗：“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21]爱猷识理答腊是元顺帝长子，至正12年（1352）被封为太子，27年（1367）受命统领天下兵马，元朝灭亡，他随顺帝北走开平后到应昌。明洪武3年（1370）顺帝崩于应昌，他即北元帝位，洪武11年（1378）薨于漠北南。他自幼接受汉文化教育，使他具备了较好的汉文化修养。这首小诗虽然仅有二十几个字，却巧用严子陵的典故与眼中之景——新月融为一体，“表现出国虽亡而志不降，地虽蹙而势仍在的思想。反映了有明一代，退居朔漠的元势力与明政权割据并行的社会现实”[22]。叶子奇在收录此诗后还有评价说：“真储君之诗。”

在忽必烈家族中，还有两人留存下汉语诗歌。不过这两人并非其直系后裔，但都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一位是梁王巴匝拉瓦尔密（？—1381），他留存的汉诗仅一首，《奔威楚道中》是他逃难中目击战乱导致天地荒芜百姓尸横遍野的凄惨场景的实录。梁王巴匝拉瓦尔密之女阿盖亦能诗。钟惺《历代名媛诗归》、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以及《元诗选》癸集都载有她的《悲愤诗》。关于她的事迹在杨慎《南诏野史》[23]和柯劭忞编《新元史·列女传》[24]中有详细记载。这是一首汉语、蒙古语、白语混杂的古体诗。诗歌风格凄怨，语言质朴，杂用几种民族语言，非常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另据杨慎《南诏野史》记载，阿盖公主还留有一首《金指环歌》。

忽必烈家族留存的诗作有限，诗人亦不多，但瓜瓞绵延，贯串整个元代，断续中彰显汉文学汉文化对元代统治者一以贯之的影响。这个家族诗歌创作语言质朴简净，元代诗坛整体宗唐的诗学思潮似乎对他们影响并不大。这说明少数民族诗人在用非母语创作初期时语言不善雕琢，不能直接融入文坛潮流中；同时说明忽必烈家族对汉文化的喜爱有限，并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精力从事汉诗创作。这一点与清朝爱新觉罗家族形成鲜明对比。据此可见，元蒙统治者“蒙汉二元”的政策直接影响了他们汉语水平的提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政策对于保护蒙古族的民族语言、文化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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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作耀、蒋福亚、邱远猷等主编：《中国历史辞典》（第一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79页。

[2]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1页。

[3] 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4]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5] 钱仲联等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2页。

[6] 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 参见萧启庆《蒙元史新研》，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陈得芝：《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方铁、邹建达主编：《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文集》，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韩儒林：《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得芝：《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刘迎胜：《蒙元史考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志强主编：《亚洲现代思想——重新讲述蒙元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8] 参见王筱芸《文学与认同：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9] 参见李翀《（蒙）元民族政策百年研究综述》，《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马建春：《钦察、阿速、斡罗思人在元朝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10] 元代江南与明清江南不同。明清时期特指吴越之地，而元代江南范畴大得多。如杨维祯（1296—1370）谈漕运时，称“国家定都于燕，控制万里外，军国百司之调度，皆仰给于江之南。汉仰漕山东，唐仰漕江淮，皆无道里遥绝之阻也。今京师去江南，相望水陆数千里”。又如虞集（1270—1348）所指称的“世祖皇帝岁运江南票，以实京师”“国初，运外郡之票以实京师，数日以广，大江以南浮海而制者，岁以数百万石计”，可知“江之南”“大江之南”与“江南”的概念是叠合的。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的江南概念还兼具一特殊意义，即指涉恃长江以立国的南宋王朝故地，如“宋南渡，恃江以立国。……国朝既一海内，置三行省于江南”“至正二十三年岁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总率大军，以定江南，则丞相伯颜”“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取宋之臣，列置要地”等。详见李嘉瑜《不在场的空间——上京纪行诗中的江南》，《台北教育大学语文集刊》第18期，2010年7月，第57页。

[11] 月鲁不花有《芝轩集》一卷存世，录入《元诗选》三集，但仅有诗13首，且题材较为近似，故不单章讨论。

[12] 他们中有定居江南，具有江南经验的北人，亦有原籍江南，而宦游于北地者。文中详述。

[13]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4]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页。

[15] （汉）司马迁：《史记》卷109，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7—2878页。

[16]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页。

[17]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460页。

[18] 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19] 云峰：《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20] 杨镰：《全元诗》第45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5页。

[21] （明）叶子奇：《草木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9页。

[22] 云峰：《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23] （明）杨慎：《南诏野史》卷下，《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0—12页。

[24] 柯劭忞：《新元史》卷245，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本《元十二种》1989年版，第943—9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