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可以预想得到，经学、哲学取向到政治学取向的方法论转变，必然会看到前人所未曾见的新景象。基于政治文化、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方法论自觉，是研究《外传》的主要研究视角。以下即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结合中国政治传统来探求“政治”的方法论。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即什么是政治？中国政治注重什么？重政治秩序稳定的中国政治有几个层面？
按照对政治学的一般理解，“政治学是研究人们如何为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学问”[67]。这一来自美国行为主义学派的概念，忽视了政治生活发生的前提条件，即稳定的社会秩序。假若没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建构，一般不会形成长久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较为完整的表达应当是，“政治是建构社会秩序，基于公权力的权威性价值分配”。故而，政治的核心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分配问题”[68]。以西方政体理论为参照，则中国传统政体模式为君主政体。将政治的一般概念和中国君主政体的论断相结合，则会看到：君权至上是政治秩序的关键，君主是政治权力的代表，是权威价值分配的唯一主体。基于中国传统万世一系的君主政体模式，对政治秩序、政治权威的论证，当是传统政治思想的重中之重。在既有君主政治底下，对政治调节、政治合法性的论证，亦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特色所在。徐大同先生以“治国之道”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特点，将之概括为“治理政治学”，颇具启发意义。[69]此处对“治国之道”的重视，显然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与之相一致，政治调节不是对政治价值、政治理想的应然改造，而是在既有政治框架之内，理顺政治秩序，完善政治功能。
立足政治学视角观察我国传统思想，“就其大体言之，中国政治思想属于政术（Politik；Art of Politics）之范围者多，属于政理（Staatslehre；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之范围者少”[70]。这一特点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献中，乏于对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等“政治学”理论层面的观照，或曰在这一范畴内论述不多、差异较小。而多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调整的“行政学”范畴内展开论述。[71]从现代政治与行政相对二分角度言之，政治偏于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政体选择和政治价值体系，而行政偏于具体执行既有政体架构下的政治决策，并对之进行适当修正和调整。将之置入中国语境则表现为，在传统政治思想主流学派儒、道、法家政治思想中，在维系王权主义政治价值、论证天人合一政治思维等方面致思逻辑基本一致，表现为“道”相同。道相同则相与为谋，因之诸子百家政治思想俱为君主政治献策，以维系君主政体的结构稳定，延滞王朝兴替、拓宽治理时段的幅度。诸家思想差异主要表现为“治术”不一，即法家霸道、儒家王道、道家天道等治国理政的具体策略差异。从政治学角度观之，即在君、臣、民等级政治主体的框架内，对其所持有社会资源分配的具体多寡层面存有差异，这表现为鲜明的政治调节特色。
自秦汉大一统以来的政治史观之，王权主义政治价值体系、郡县制中央地方关系延续、君臣礼制等级未改。故而，政治价值、政治结构和政治关系整体架构延续至清末，未有大的变动。儒、法、道政治思想在此框架下发挥功用，只能是对君主政治的维系和调整。加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是一个以王权主义为核心，以宗法观念、清官思想、平均主义为补充的‘刚柔结构’体系”[72]。因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大体属于政治调节、政策调整一类，“一般而论，在君主专制政治条件下，政治调节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主动的自我调节，通过‘更化’或变法的方式，达到政治局面的相对平衡。这种调节方式的思想表达主要是汉儒董仲舒，具体的典型事例见诸历代的‘新政’或变法。另一种是政治集团之外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进行的外部调节”[73]。而政治调节的结果为，“政治改革以强化君权为根本保证和以完善王制为重要措施，又以强化中央集权和专制君权为最终结果”[74]。所以，“政治改革强化了以君主专制为目的的中央集权，而君主专制的专横又成为限制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75]。这主要表现为“调节式强化”模式，即政治调节是手段，政治强化是目的。越调节，越强化，调节式强化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改革的一个特点。平心而论，改革本欲软化矛盾、协调政治关系、优化政治结构，但结果往往是矛盾一方消灭矛盾另一方，简化了政治复杂性，强化了政治统治，以致最终导向三个后果：政治协调和调节的空间越来越小，行政权力统治范围越来越大，涵括经济、自然等领域；政治权力指向从政治领域不断下移至社会层面，以致沉潜到“诛心”这一个体思想的内部层面；从思维方式来说，天人合一式的比类逻辑，紧紧框定人们的致思逻辑和致思边界，最终牢笼、禁锢了人的思维自由。如此，则政治权力在权力系统、社会结构、思维逻辑三个方面无限弥散，强行进入社会领域和个人领域并加以政治整合，“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格局形成。
那么，这一政治格局滥觞于何时何地呢？立足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实践进行观察，无疑是一个独特的立足点。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演进中，以秦之法家“耕战”为攻道、以儒家礼义为“守道”的儒法结合，是秦汉之际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因“攻守之势异也”而转变政治策略的因应权变之道——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为后世王朝所效仿摹写，奠定了传统中国“阳儒阴法”的治国策略。这一策略，显现出传统社会治国理政方术的圆满和周全，增强了君主政治的可调适性，支撑了政治系统的整体稳固性，不仅在空间结构上稳固了君、臣、民政治主体间的关系，而且在时间延续上以代际伦理为中轴延滞了王朝兴衰的周期长度。本书对《外传》政治思想的检视，正是基于上述视角，进而对之进行研究的。
（二）研究方法
1.政治文化分析的方法
《外传》是韩婴基于历史文献的个人解读汇编，体现了韩婴本人立足秦汉之际政治实践的所思所悟。因之，从政治文化层面言之，则《外传》体现了韩婴本人的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认知和政治立场，如此，则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的运用，是进入韩婴内在思想世界的恰切研究工具。此外，以《外传》作为一思想文本言之，则其中所载俱为关乎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内容，将之与政治制度比较观之，则其要么与既有政治规则制度互为奥援，为现有政治生活的合法性作出论证和解释，要么与现有政治规则针锋相对形成批判之势。那么，将《外传》置于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之下，则可看出韩婴本人及其所著与政治实践的内在关联，观其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基本价值偏好。通过对《外传》文本的细致解读，离析出其致思逻辑的基本结构，则可就这一文本的政治价值、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归纳出基本内容并作出基本的学术判断。值得说明的是，韩婴及其所著《外传》，基本反映了中国学术“经世致用”传统和“干事主”的政治倾向。
2.历史研究方法
从时间层面观之，韩婴本人为历史人物，其所著《外传》为历史文本。意欲对之有比较清晰的学术认知，莫过于将《外传》置于整个秦汉之际的历史、政治背景之中，从政治思想史角度展现其思维逻辑的动态演变趋势。大体观之，韩婴本人处于秦汉之际的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余绪尚存，经学独尊之地位尚未确立。以《外传》言之，则其处于“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的过渡阶段之中。加之，《外传》是具有今文学派的经世致用之作，将之置诸具体政治历史背景之外，则只能单纯性地就事论事，将之视为纯思辨性的哲学著作。这显然与史实不符。另外，只有将韩婴及其《外传》置于历史的动态演变过程之中，方能观察其在整个政治思想史中的相对位置，为其更好地定位提供便利。
3.基于文献文本的比较分析方法
意欲展现《外传》的政治思想史地位，则必然将之与前前后后的文献文本作出比较，方能从内部视角展现其致思逻辑特点和政治立场。即以忠孝矛盾一事言之，则只有将“忠”“孝”在先秦文献中的具体演进逻辑和内涵变迁梳理出来，才能看出《外传》对忠、孝一事的具体态度。这无疑需要研究者本人穿梭于历史文本之中，将“忠”“孝”相关内容罗列出来，通过文献比对和文本差异及其《外传》对所引文本的个中差异，研判出韩婴本人的政治思想认知变迁和《外传》的基本学术站位。另外，对像“忠”“孝”“礼”“法”“天”“道”等关键范畴的政治思想内涵变迁作出清晰界定，以确定其中含义的细微差别，亦需要立足于基本文献的详细查对比照，方能达致。本书所定研究主题为王权主义思想在秦汉之际的具体演进逻辑，则还需对王权主义思想所内涵的权力系统、社会结构和观念体系等方面作出具体历史比较，以此凸显出“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的结论。
（三）研究思路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十分强调对政治秩序的建构。因之，具体划分政治秩序的层级结构十分关键。现代政治生发于国家与社会相对二分的前提下，因之，这一分析路径在国外理论界使用十分普遍。参照这一理论，基于政治权力对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渗透十分强劲，可将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领域划分为三个层面：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76]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权主义思想一以贯之地渗透于各个层级之中，没有现代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清晰界分。故而，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分，只是为了分析便利而为之。就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结构层级言之：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王权支配社会”是在相信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体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这种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77]
与刘泽华先生提出的王权主义三个层级相一致，政治领域可以看作为“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层级，社会领域则是基于权力系统为骨架的社会结构层级，私人领域则基本可以和观念体系相对应。另外，刘先生提到：
在我近三十年的著作中，“王权主义”的含义有宽窄两种内容，宽的即上述的含义，窄的是在思想观念上使用它。[78]
这里，我们借鉴“王权主义”的广义。因之，将国家与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加以改造，参照以王权主义运行机制的三个层级，可以将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层级划分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私人层面和人心层面。参照各个层面的主要内涵，则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政治权力系统的王有天下、社会结构层面的忠孝互济、私人角色层面的君臣一体和思维观念层面的天人合一。四个层面均以礼制尊卑为行为规范，以王权主义为指归。参照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八条目，则“格、致、诚、正”四项属思维观念层面，修身为个人角色层面，齐家为社会层面，而治国平天下则为政治权力层面。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重视集体、忽视个体，私人领域几乎被国家领域与社会领域全覆盖，处于一多不分状态。对《外传》一书的结构剖析，正是以这四个层面为基础的。
参照以“政治是建构社会秩序，基于公权力的权威性价值分配”说法，则政治权力系统的王有天下指的是，王是权威性价值——“天下”的所有者。谁拥有政治资源，则谁将主导政治资源的分配。从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最终成为实然举措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由天子、诸侯、陪臣等多级占有政治资源的政治格局，演变为王直接占有一切政治资源的局面。那么，王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进行政治资源分配的呢？礼。因之，礼法同治可以解读为，等级制分配的原则和标准。王以礼制尊卑划分政治资源，礼即是等级分化基础上的资源分配标准。而忠孝互济的政治伦理，显然是政治权力系统运行的社会基础。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和忠孝互济三者，属于政治价值、政治规则和政治伦理层面，一般不会随着王朝更迭而有所变化。至于君臣一体则指向政治角色中的君、臣、民三者，是政治生活中“人”的层面。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则指向思想层面。从公共治理角度观之，则王有天下是治理价值，礼法同治是治理手段，忠孝互济乃治理结构，君臣民则为治理主体，天人合一则是治理思维。
总之，本书对《外传》政治思想的研究，即从王有天下的政治价值、礼法同治的政治手段、忠孝互济的政治伦理、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和天人合一的政治思维五个层面为依据划分基本章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