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理念
一 苏联与东欧国家构建新安全理念的基础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建立，是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意识形态阵营，这和“二战”苏联在欧洲形单影只、频遭西方国家敌视和排斥的困难处境迥然不同。事实上，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协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欧洲地缘政治规则，尤其改变了国际关系体系在欧洲的基本力量分布、博弈规则以及发展方向。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不仅被西方国家误读，而且被其全面夸大。“‘二战’后初期共产主义在中欧和东欧的扩散，给苏联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有利的位置，使苏联可从这个位置威胁西欧、寻求破坏北大西洋联盟。”[59]
战后初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并不具有强烈的竞争性与进攻性，相反却相当谨慎和克制。在其设定战略目标之初，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审慎，在美苏双方冷战对峙中的表现亦极为克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与东欧国家基本上以应对内部事务居多，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很少；或者只推进那些能够轻易实现的目标，而远离那些无法企及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目标；等等。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将其与美欧各国的冷战斗争，大都限定在相对比较模糊、难以在短期内迅速见效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领域，而竭力不聚焦于自身力量相对较弱的领域。但是，美国与西欧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位始终是“侵略者”或者“安全威胁”，这一认知几乎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
事实上，美欧等国对苏联的偏见并非始自战后，而是从“一战”后期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已开始，这种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偏见可谓根深蒂固，而且跨越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直延续到“二战”。虽然在战争时期迫于压力，欧美等国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但战争并未消除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反而因为战争进程中滋生的新矛盾而进一步增加。美国总统事务助理克利福德在1946年9月提出的备忘录，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美欧各国对苏联的认知偏见。“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中可谓不言自明，该政策就是苏联准备与全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头国家开战。这种评价的自然结果就是，美国必须假定，苏联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开战，目标之一就是扩大共产主义控制下的疆域，目标之二就是削弱潜在的资本主义敌手。”[60]
不仅欧美国家的官僚机构热衷于将对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污名化和妖魔化，美欧等国的政治领导者、知识分子以及媒体工作者对苏联与东欧各国的认识也带有较多个体化因素。“美国决策者对苏联目标与政策的判断，展示了一些纯粹属于演说家的认知偏见。在对苏联行为的解释中，美国领导人过度受自身狭窄的个人经验的影响。”[61]
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商界等，都对苏联的价值判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之见。按照美国学者沃捷特克·马斯特尼的解释：“苏维埃国家从本质上讲始终是不安全的，它的缔造者们认为除非他们所发动的并使他们掌权的革命在其他国家也取得成功，他们的政权是没有安全可言的。”[62]事实上，马斯特尼的看法并不全面，正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实施敌视和排斥政策，导致苏联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在确定战略目标、推进政治与安全实践时，常将世界革命、国家发展、民族利益、政党主张、意识形态追求等目标交织在一起，进而造成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安全理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与美欧各国的境况极其相似，甚至更有甚者，鉴于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内部同样力量失衡，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就是苏联的战略目标。因为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苏联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上拥有绝对优势，在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拥有绝对话语权和主导权，东欧各国在其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政策与战略上只能积极追随苏联，唯苏联马首是瞻。
与此同时，苏联还在“二战”后向东欧国家派驻大量军队，并且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诸多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组织，对东欧各国竭力施加影响，实施强势控制。和西欧各国相比，东欧各国在美苏冷战斗争中的作用远远不及，不仅在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政治与安全战略中很难发挥拾漏补缺的作用，而且在欧洲冷战对峙中也无力独当一面。因此，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战略直接反映了苏联的战略意图和利益追求。对斯大林而言，苏联的战略意图很明确。“战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导思想和战略目标是保持大国合作态势，维持与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波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63]
许多西方学者将苏联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目标概括如下：“苏联行动的目标可能会是什么？这些目标令人信服地落实为三个不同的方案：其一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目标，该目标将考验北约的凝聚力；其二可能是努力消除其北翼防线脆弱的局限；其三是采取一种进攻行动，或者是有限的行动，或者是更大行动的一部分。”[64]概言之，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具体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确保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建设并稳固“战略缓冲地带”；其次是在欧洲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多领域于一体的社会主义集团，束之以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追求；再次是在世界范围内有限推动“世界革命”理论（World Revolution Theory）及其实践。其中，有效维持苏联在东欧和南欧的影响和控制，是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核心所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苏联或与美欧国家展开合作，或采取强力威吓，或实施针锋相对的现实性对抗措施，这些都直接体现在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实践中，直接作用于欧洲冷战斗争。
二 苏联在战后谋求建立战略缓冲地带
众所周知，建立战略缓冲地带，一直是“二战”苏联所推崇的政治与安全政策，但由于曲高和寡，未能得到西欧各国配合，该政策始终未能产生积极结果。鉴于“二战”期间苏联饱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荼毒，损失惨重，苏联在战后初期政治与安全战略的策划过程中痛定思痛，加紧建设战略缓冲地带，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赢得先机，免遭侵略，在欧洲占据更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战前完全不同的是，苏联凭借其在“二战”中挥师进入东欧各国、帮助各国解除纳粹德国占领之苦的有利地位，在东欧和南欧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资源，而且苏联不断采取措施强化其对东欧和南欧各国的影响和控制。“‘二战’结束后，苏联军事力量占领了大多数缓冲区域，甚至占领了缓冲区以外的地区。它们占领了波兰、距柏林以西一百英里一线的德国、匈牙利、奥地利东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如果不算真正占领的话，还有南斯拉夫。换句话说，苏联好像使用了花招，倏忽间已影响到欧洲东半部的军事占领。”[65]
在一系列欧洲冷战斗争中，苏联对外极力抵御美欧各国对东欧各国的拉拢和渗透。例如，在苏联领导下，东欧各国集体拒绝“马歇尔计划”，目的是避免美欧等国以经济援助方式渗透和染指苏联与东欧各国。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强化在东欧各国的影响力，竭力试图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分歧。“苏联政府不仅与美国有尖锐的矛盾，而且与东欧几个国家也有尖锐的矛盾。”[66]为了稳固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盟友关系，苏联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在经贸交往中向东欧和南欧国家大幅让利，向东欧和南欧国家提供经济技术与军事援助，全力排斥美欧等国的干扰，不遗余力地将东欧各国紧紧束缚在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内部，避免社会主义阵营被分化和瓦解。由此可见，苏联确保战略缓冲地带的政治决心堪称不可动摇，该战略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同时还具有安全、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多重含义，推动苏联与东欧各国不断拉近联盟关系。
因此，从战后初期美苏双方围绕东欧与南欧各国的一系列冷战较量所见，不论是关于波兰政府组成的争论，还是围绕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阁员变化的对决，实际上都是双方既定的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博弈。但是美欧等国却一致认定，苏联在战后初期针对东欧与南欧各国采取的种种措施，严重背弃了“雅尔塔协定”（Yalta Agreement）所达成的大国合作精神，丧失了应有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对北约起源做出自由解读，这一解读认定，在战后时期国内和国际秩序的世界性基本观点产生矛盾时，冷战就开始了。西方民主国家从东欧的‘苏联化’中感觉到了威胁，苏联的威胁当然强化了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共同体的意愿，在其起始之处并未产生集体认同。……北约实现跨大西洋共同体机制化，目的就是对付这一威胁。北约建立在民主原则和决策规则的多边属性，反映了共同的价值观与集体认同。”[67]
与之相反，苏联认定自己只是正常推进构建战略缓冲地带战略，既未违背国际道义，也未危及美欧等国的政治与安全利益，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指责与对抗政策，不过是其一贯敌视和排斥苏联政策的再度体现。由此可见，苏联与美欧等国的政治和安全战略实际上拥有各自的政治逻辑，这两种政治逻辑并非迥然不同，它们虽然在传统的大国意志、战略决策、政治与安全实践中颇多相似之处，但是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安全诉求、战略定位等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双方在冷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下时而交叉，时而并行，彼此之间经常出现战略误判。“苏联与美国是利益完全相悖的两个国家，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目标就是扩展各自的全球力量，它们对已用过的方法并非过于小心谨慎，它们具有相反的意识形态，每一方都认定人类幸福的原则在自己一边，每一方都武装到牙齿；每一方都在其他一方政治家及其社会非常不了解的环境中采取行动。”[68]因此，美苏双方主导下的两极冷战格局富于变化，虽然在短期内很难减缓美苏冷战斗争的烈度，亦较难抑制美苏冷战扩张之势，但双方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却始终有迹可循。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战略，虽然被美欧等国视为富于对抗性与侵略性——“苏联在欧洲一直是占据优势地位的军事力量，苏联也持续使用其军事力量获取政治目标，包括对西欧实施恫吓。”[69]但是，实际情况却并非欧美等国所想象的那样。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将确保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团结、经济协作、军事互助，视为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主旨。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外交实践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然而，欧美各国却并不这样看，它们一致笃定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绝非这一概念，即国际事务主要涉及民族国家为推动其国家目标所做出各种尝试的相互作用，相反，它们将这个世界视为不同利益之间的持续斗争，斗争范围包括了国内、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国家。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只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方面，尝试是一个正式的领域。”[70]
尽管不排除这一时期世界多个地区曾爆发激烈的冷战较量，东西双方的冷战对峙有时甚至达到非常激化的程度，但始终未能改变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既定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及其行动步骤。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是由于苏联构建战略缓冲地带的战略始终按部就班，稳步推进，相当有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战后欧洲安全秩序始终未能破局，亦使美苏冷战对峙始终处于乱而不破、抗而不战的状态，欧洲亦得以始终保持和平与稳定状态。虽然东西双方在欧洲发生多次碰撞，美苏双方多次剑拔弩张，双方冲突有很多次几乎一触即发。例如，1948年6月—1949年5月发生的“第一次柏林危机”（Berlin-Blockade）、1958年10月—1961年10月发生的“第二次柏林危机”（Berlin Wall），但最终都因为美苏双方始终不愿冲破彼此的战略底线，从而使欧洲避免经受战祸之累。
三 苏联与东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在欧洲构建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多个领域于一体的社会主义集团。相对于美欧等国而言，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在欧洲地缘政治中拥有所谓地理优势之外，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整体国力，在总体上都弱于美欧等国，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客观上需要联合起来，以此确保自身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事实上，虽然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战略在不同时期出现一定变化，但始终没有脱离冷战的轨迹，推动社会主义集团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最大化，始终是苏联与东欧各国安全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外交政策就转向实用主义，并且更具灵活性，这反映了冷战陷入僵局。其中的新元素包括：加强苏联与东欧暨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府’之间的联系，在两个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建立一个中立缓冲带，与北约成员国建立经济及其他形式的合作”[71]。
究其原因在于，其一，虽然苏联在“二战”前已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只注重短期发展，不注意长期建设，更未致力于经济调整与制度改革，因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积存的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导致苏联整体经济实力始终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同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也相对较弱，它们在“二战”前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并未建立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根本无法与经历了数百年已相当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较高下，虽然西欧各国在“二战”中损失惨重，但东欧各国在综合经济实力上仍然无法望其项背。因此，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相对较弱，这种差距成为苏联、东方阵营冷战较量的一个短板。“赫鲁晓夫政府鼓励苏联国内的发明创造，（经济）依赖于土生土长的技术，但是赫鲁晓夫后的苏联领导人则平静地承认，没有西方技术的大规模转让，苏联经济就无法获得发展。”[72]
其二，尽管苏联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后，武装力量规模庞大，但与战后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事力量相比，其整体军事能力建设与军事影响力还相当有限。另外，东欧各国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较短，其军事力量更弱，不仅武器装备均来自苏联，而且其武装力量的编制沿革、指导思想、军事操典、作战规程、指挥方案等也都取自苏联，难以在欧洲军事对峙中独当一面。
在战后初期美苏冷战斗争中，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并不局限于一般性合作，也未只停留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某个方面，而是立足于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实现全方位统一和整合。从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旨在加强政治协作、便于情报与信息交流的“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到谋求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共同发展的“经互会”，再到在军事上联合抵御和对抗北约的华约等，都反映了这一倾向。苏联与东欧各国所要着力构建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是某个职能单一、结构简单、内容单薄的组织或者机构，也无法为上述哪个组织所代表，而是一种旨在构建集多项职能、多种内容于一身的综合共同体，实际上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而且汇聚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自然、社会以及人力资源。
正是上述这种特殊的属性，促使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协作，并且在美苏冷战斗争中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与西方阵营分庭抗礼，相互对峙。然而，尽管此后中国、朝鲜、越南以及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陆续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但许多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只能追随苏联，无法改变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然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建构及其行动有一个明显弊端，就是所有东欧国家均唯苏联马首是瞻，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较少平等协商，亦缺乏足够的民主氛围，东欧各国大都听凭苏联独断专行，并且按照苏联的“指挥棒”制定自己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政策，它们不仅缺乏自我定位，亦少有独立的国家利益表达。美国学者沃捷特克·马斯特尼曾就此做出评估：“对苏联领导下联盟的忠诚度出现令人震惊的破坏，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莫斯科知晓，实际上亦未留存书面谈话记录，但对一个明显扭曲的政权而言，放松其与苏联的联系并非出乎意料。”[73]
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此后的发展进程表明，苏联外交政策与实践中的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与大党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各项政策与实践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的影响。另外，也正是由于苏联“一言堂”式的工作作风，以“家长”身份包办和代替一切，大大抑制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活力，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个组织、各个国家均相对封闭，对外联系少，不求向外扩展，更多着眼于稳固内部秩序，因此其影响和作用均相对有限。“与北约不断扩张相比，华约从成立到解散，它没有吸收一个新的成员国，这反映了华约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定位，起码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并没有把华约作为扩大自己政治及军事实力的堡垒，而是强调它是为苏联的终极目标服务的。”[74]
总之，尽管存在相当多问题，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持续存在这一客观事实，还是稳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加速了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恢复，但是也推动了两极冷战体制的稳固与深化。
四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其影响
在世界范围内有限推动世界革命理论及其实践，同样也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政治与安全战略及其实践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对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扩大社会主义影响，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种理想的共产主义世界，在理论上一直是其远大的政治理想。“为了实现它对所有人做出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承诺，共产主义的扩展就不能仅限于苏联内部……事实上，列宁认为他发动革命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将来其他地方的革命奠定基础。革命首先在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接着在社会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在殖民地发生。”[75]这一政治理想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安全战略一种精神追求，亦成为维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协作的思想动力，尤其成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与美欧各国实施冷战对抗的一面思想旗帜。
然而，鉴于“二战”后国际力量分布不均衡，美欧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巨大优势，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及其影响主要局限于欧亚大陆，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相对有限，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尚不具备在全世界与西方阵营展开全面竞争的能力，也无力支撑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民族独立运动。因此，这就注定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可能在全世界大规模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某些重点地区支持并推动当地社会主义运动，或者有选择地支持某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奉行的路线更加灵活，经常对反西方的和不结盟的非共产党国家或其内部的非共产党组织提供援助，这样做部分源于它把触角伸向全球的能力相对不足，部分源于它一直存在的实用主义思想。”[76]
因此，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推进世界革命主张时，采取了有限而且有选择的方式，更多支持与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有直接或间接相关利益的国家或者地区，或者支持那些社会主义革命已有相当基础的国家或地区，但是支持这些行动的最终目标仍然是使其配合和策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与安全实践。“斯大林进行冷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世界范围内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的战略目标依然是保证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划分的世界范围……”[77]
尽管如此，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其实践还是产生了一定效果，对战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酝酿与发展产生了鼓舞和推动作用。毫无疑问，此举对于改善并加强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美苏冷战斗争中的地位极其有利。对此，美欧各国一致认定，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革命主张及其实践，目的是在全世界争取更多新兴民族国家或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支持，以便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影响，最终挫败美欧各国推行的“遏制战略”。为此，美欧各国也制定一系列相应对策，最大限度地拉拢和影响经济与技术落后国家或地区，掌握更多的“空白地带”或者“真空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其实践，间接加剧了西方阵营以及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竞赛和争夺。
由此可见，与美欧等国一样，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战略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层面以及方向极其丰富，几乎涉及战后苏联和东欧各国政治与安全政策的各个部分，该战略既反映了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现实利益需要，也反映了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治需要，它成为冷战时期指导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项实践的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