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欧战后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基本定义

一 美欧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大环境

众所周知，由于欧洲安全秩序在战后发生巨变，旧的欧洲力量格局严重失衡，变得摇摆不定。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所设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目标并不限于欧洲，而是着眼于对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秩序做出安排。不仅如此，美国还始终以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其政治与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正像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强调的那样：“在冷战高潮中，美国外交政策具有以下特性：（1）与苏联存在激烈冲突；（2）存在战争的重大威胁；（3）巨额防御预算；（4）在欧洲派驻规模庞大的军队；（5）认识到联合起来的中苏集团；（6）认定有限战争是主要威胁，并且认识到会与中国、苏联发生有限战争：（7）在全球范围内做出反共承诺。”[39]

由此可见，美国的政治与安全战略不可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需要亦步亦趋，完全吻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欧洲国家都亟待找到一种新的力量支撑，既能构建一种适合欧洲力量现状的新政治与安全结构，最有效地填补欧洲出现的战略空缺，又不是以美国政治与安全战略及其实践作为简单替代，完全让西欧各国听命或依附于美国。

与美国冷战思想及其实践相对应，西欧各国虽然并非国际冷战斗争的主导者，而且从表面上看，似乎只能充当美国冷战政策及其实践的追随者或旁观者，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西欧各国在国际冷战斗争中的角色可有可无，或者它们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冷战思想与理论。很明显，与苏联—东欧各国的种种利益关联相比，西欧各国与美国的利益关联似乎更紧密，西欧国家在制定西部欧洲冷战政策中的地位与功用，似乎明显优于东欧各国，其战略姿态不仅更主动，而且也更能照顾和展示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是西欧国家相较东欧国家经常自感“优越”之处。“东欧人慢慢认识到并入苏联势力范围是如何受局限，他们很快看到这一点，并且以一种被动而且阴郁的方式予以更加坚定抵制，他们一致认为，任何政权需要由其自身而不是胁迫方式建立。”[40]

事实上，西欧各国确实拥有自己的冷战思想与理论，而且还在美国一系列冷战思想与实践之外展开各种富有特色的政治与安全实践，只不过它们在东西方冷战对峙中的作用，经常被美国的强势政策与实践所遮蔽和覆盖，其所作所为被美苏双方冷战斗争的整体态势所掩盖。

事实上，西欧各国政治与安全实践确实对美国冷战政策及其实践发挥了查漏补缺的重要作用，它们充分利用其在历史、地理、思想与文化等领域别具一格的特色，以及处置大国关系的丰富经验和传统，再加上其遍布全世界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效填补了美苏双方冷战斗争所无法或者无力覆盖的地区与领域，甚至有最大可能填补欧洲政治与安全架构中的剩余空间，从辅助者或者协助者的角度推动西方政治与安全战略不断趋于完善。“欧洲各国政府尽力控制贸易，将稀有资源直接注入其优势领域，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美国政治经济结构而言，它们采用的方法似乎将产生深远影响。”[41]

在战后初期激烈的国际冷战对峙中，西欧各国凭借与美国秉持共同价值观和政治理念之便利，尽可能将自身的安全需求和利益趋向靠近美国，竭力试图塑造一种新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政策，使之既能满足西欧各国自身的利益诉求，又能符合西方国家共同的冷战政治与安全需要。因此，在战后初期美苏双方的国际冷战斗争中，西欧、北欧以及南欧等许多国家不仅主动参与其中，而且还发挥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低地国家以及英、法盟国对其周围的意大利、挪威、德国所发生在危机做出应对，加快达成一个有约束力联盟的谈判。”[42]美欧双方的冷战政策及其实践时而平行，时而交叉，双方相互补充，互为倚重，最终确定了共同的战后欧洲政治与安全战略，形成美欧双方联合推进对苏冷战战略的政治局面。

总体而言，美欧双方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即确保战后欧洲能够拥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能力；在欧洲构建一种有效遏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安全秩序；在全世界确立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战略优势地位。由此可见，美欧政治与安全战略看似内容庞杂，形式多样，但其最终目标归根到底始终服务于美欧双方的冷战需要。

二 战后初期美欧经济联合

鉴于欧洲在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建构中拥有特殊地位，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一直处于中心位置，因此，欧洲注定将成为战后国际冷战斗争的中心。然而，战后初期欧洲政治混乱，经济凋敝，社会不稳定，虽然欧洲在名义上仍是一个统一概念，但早已被割裂为两个部分。欧洲东西两个部分以被分治的两个德国为对峙前沿，西部欧洲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它们始终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被美国视为推进其政治、经济与安全战略的得力助手；而东部欧洲则与苏联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成为苏联苦心经营的“战略缓冲地带”，它们更多屈从于苏联的战略需要，服从于苏联的战略安排。因此，在美苏双方的带动和支持下，欧洲的西部与东部不仅相互戒备和敌视，而且还随着美苏冷战斗争的起落而争斗不休，它们构成欧洲冷战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在美国和西欧等国看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利用战后初期西欧社会动荡与经济困难，在西欧外围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使西欧国家最终不得不屈服苏联的安排。他们甚至还认为，苏联和东欧集团正在致力于从西欧内部寻找突破口，从中瓦解西欧各国的政治意志。“如果目前俄国只是外部祸患，那么在1946年还存在着一种‘内部威胁’，足以威胁美国的霸权主义。”[43]为此，美欧各国一致决定，首先必须恢复战后欧洲经济，建立稳健的经济基础、有序的社会秩序、良好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因为美欧各国深信，只有欧洲变得无比强大，才能有效抵御来自欧洲内部或外部的任何威胁。为此，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向西欧国家大规模实施经济与财政援助，而西欧国家则成立“欧洲经济联合体”（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OEEC），[44]共同向美国提出欧洲经济集体重建方案，全力配合美国经济援助计划的实施。

虽然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马歇尔计划的定义并非出自以权力来确定的利益概念”[45]，但是对美欧双方来说，“马歇尔计划”取得双赢结果，即美国凭借“马歇尔计划”，进一步扩展了其在欧洲的经济影响，加速了美欧双方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整合，尤其强化了美国对欧洲经济发展进程的全面掌控。对西欧国家来说，“马歇尔计划”全面加速了战后欧洲经济的重建与恢复，加强了欧洲自身的经济再造与发展能力，为战后西欧各国展开更加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协作奠定了基础。

紧随“马歇尔计划”之后，西欧各国从1950年代初开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此举亦得到美国的首肯和积极支持。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以及卢森堡等六国签署《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简称ECSC）。1957年3月25日，西欧六国再次签订《罗马条约》（The Treaty of Rome），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同时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简称EURATOM）。[46]

无独有偶，1960年1月4日，英国、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共同签署《斯德哥尔摩公约》（Stockholm Convention），建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简称EFTA），又称“小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简称FTZ）。自其创建之日起，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简称EC）就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共同活跃在欧洲经济舞台上，虽然两个组织并不完全属意于冷战，甚至还存在互相竞争关系，但它们共同推动了战后欧洲国家经济恢复与发展，推动了欧洲经济资源与力量整合，加速了欧洲经济走向自立与自强，壮大了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其发展综合实力创造了条件。例如，随着战后初期欧洲经济一体化启动，西欧各国以“欧洲煤钢共同体”为蓝本，开启“欧洲防务共同体”构建进程，此举最终虽未获得成功，但却反映了战后初期美欧双方以经济促军事、以军事促安全的战略主旨，同时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西欧国家在战后初期所持有的政治与安全意图。

就此而言，美欧双方推动欧洲经济复兴的目标体现在多个方面，并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同时也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安全等多个层面，即通过不断加强经济实力，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治体制，不断强化西欧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认同。西欧各国在有效压制左翼政治力量、防范内部发生政治颠覆的同时，亦全面强化西欧各国防范外来侵略与威胁的安全能力，尤其使欧洲能够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入侵”形成有力回击之势，使之惮于对西欧实施战争威慑或者发动侵略战争，这一直成为美欧双方强化西欧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核心目标所在。“从杜鲁门政府执政伊始，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一直是挫败克里姆林宫获取全球优势地位的能力，它或是通过自身努力的方式，或是通过其共产党盟友阴谋诡计的方式。”[47]

三 美欧政治与军事联合

在欧洲构建一种能够有效遏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型政治与安全秩序，是美欧各国政治与安全战略的又一个重点。鉴于美苏双方在战后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冲突不断，双方实际上早已将对方视为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的重大挑战，将对方视为己方安全利益的最大威胁。在美欧双方的有色眼镜中，苏联在历史上一直有根深蒂固的侵略扩张本性；再加之苏联具有挥之不去的世界革命情节，兼之视西方资本主义为仇敌的制度天性，并在“二战”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超强军力，这就注定苏联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危及欧洲和平与安全。甚至在许多美国和西欧国家领导人看来，就连苏联自身的存在，客观上也对欧洲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生活构成一种天然威胁。因此，美欧双方必须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欧洲构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与安全秩序，不仅防患于未然，而且还能确保美欧双方在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安全事务中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和话语优势。

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美欧双方一致将构建军事联盟或者防御安全组织，视为建立欧洲政治与安全秩序的最佳路径。1947年3月4日，英国与法国订立《敦刻尔克条约》（The Treaty of Dunkirk），建立“英法互助同盟”（Anglo-French Alliance）。尽管“英法互助同盟”并未直接指向苏联，但却表达了英法两国谋求自立、努力构建欧洲安全秩序的决心。在《敦刻尔克条约》签署后不久，英国外交大臣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随即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已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政治与经济集团，在不久的将来并不存在可以创建并在其控制线之后与欧洲国家保持正常关系的前景。在我看来，在西欧只能产生某种形式的联盟，不论是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48]

1948年3月17日，英国、法国、低地国家共同签署《布鲁塞尔条约》（The Treaty of Brussels），建立“西方联盟”（Western Alliance），将防范苏联直接设定为该联盟的战略目标。毋庸讳言，西欧五国在酝酿《布鲁塞尔条约》之初，就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布鲁塞尔条约》的订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欧国家与美国在欧洲共同防御建设思想与实践上的合作取得重大成就。”[49]毫无疑问，《布鲁塞尔条约》的订立，对推动大西洋两岸国家联合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曾在其报告中提出：“布鲁塞尔条约国最终拓宽了其成员国基础，包括冰岛、奥地利、瑞士以及德国，同时迫切要求将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纳入其中。”[50]

正是在此基础上，西欧各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展开多轮谈判，美国、加拿大、“西方联盟”五国、北欧三国、意大利与葡萄牙共十二个国家，最终在1949年4月4日共同签署《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tlantic Treaty或者Washington Pact）。随后，美欧各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空洞的条约变成实实在在的组织，结成北大西洋联盟（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北约组织的建立，意味着美欧双方一直视为西方政治与安全核心的北大西洋区域正式获得根本性安全保障。“北约的存在，为其成员国安全政策提供了多种选择。这些选择可能有利于北约，加入欧洲建议，继续尊重北约；或者免除了自主型欧洲安全机构对北约的伤害。”[51]

北约组织不仅将大西洋两岸国家牢牢绑在一起，而且还为未来的美欧政治与安全联合政策及其实践确定了基本方向，进而为美苏双方暨东西双方的冷战斗争确定了国家VS国家、组织VS组织、集团VS集团的对峙模式。在北约及其领导人看来：“自其建立开始，北约的关键架构就是，谋求劝说美国放弃不参与‘纠缠不清联盟’的历史承诺，北约已经从单方面由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护，转向历史上最成功的军事联盟……用北约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话来说，北约创建的目的就是：‘挡住俄国人，压住德国人，留住美国人。’这暗示着整个冷战时期困扰北约的危机、紧张局势以及争议。”[52]

美欧各国为《北大西洋公约》所设计的各项条款，尽管内容极其简单，但却反映了美欧双方政治与安全战略的核心意旨，即美欧双方结成牢固的防御安全联盟，这意味着双方的政治与安全战略取得阶段性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美欧等国在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博弈中暂时赢得先机。对西欧各国来说，与美国缔结军事同盟，意味着西欧各国从此可以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西欧的安全与稳定局面从此获得某种制度性保障。对美国来说，订立《北大西洋公约》，也意味着西欧各国政治与军事资源可以得到有效整合，就此被统一并融合到美国所主导的大西洋安全防御实践中，这意味着美欧双方政治与安全战略所属意的欧洲安全秩序建构取得重大进展。“到1950年，美国军事决策者们紧跟国家政策的变化，将保卫西欧视为一项基本的战略任务，欧洲的防御对美国的安全可谓至关重要。”[53]

四 美欧共同构建世界战略态势

美欧双方政治与安全战略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在全世界确立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战略新态势。很明显，欧洲虽然一直是美欧等国政治与安全战略及其实践的重点，但这并不等于美欧等国会将其安全保护范围局限于欧洲。因为美欧双方所追求的冷战目标是全方位的，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追求的是全球性目标，而在军事与安全领域则更多追求某种局部、特定或者时段性目标，两者并不完全对等，这实际上也反映了美欧双方在各自战略方针、政策以及实践等方面始终存在差距，亦反映了美欧各国的政治与安全战略与国际环境同样存在差距。

事实上，从“二战”后期开始，美国就积极策划“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并且就此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最终建立将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固定汇率机制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不仅如此，美国还就此订立了国际自由贸易、世界资本自由流动等原则，并且成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IBRD）[54]等在内的多个国际金融与财政组织。此后，美国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与贸易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国际经济体系。随着“马歇尔计划”持续推进，美国对西欧国家经济控制力与影响力持续加强，美国所设计并建构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亦由此全面铺开。随着冷战斗争不断升级，在国际层面形成东西两个并行的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其中，以美国与西欧各国为主干，形成一个利益相连、规则一致、祸福相依的西方经济体系。

不仅如此，美国在战后初期就开始着手重塑世界政治秩序，在全世界确立一种以美国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普世价值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事实上，早在1947年3月，杜鲁门就以援助希腊、土耳其为名，推出“杜鲁门主义”，提出美国的全球性政治目标，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世界性的，在全世界任何地区、任何可能对美国利益形成直接或者间接威胁的危险，都可能遭到美国迎头痛击。“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在何处，不论是直接或者间接侵略，只有危及和平，就都与美国的安全相关。”[55]尽管西欧各国并不完全赞成美国的世界霸权主张，始终扎根于以欧洲为中心推进政治与安全战略，但这并不妨碍西欧国家在政治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它们不仅积极支持美国在全世界扩展政治与安全影响，而且还将竭力将其政治与安全利益向美国靠拢。

不仅如此，美欧在全世界大力推进攻势战略，努力扩大其在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杜鲁门总统提出“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s），该计划又称“开发落后区域计划”，即美国将对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帮助上述地区的落后国家发展经济，推动其社会进步。“‘第四点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了‘马歇尔计划’的要点，而‘马歇尔计划’彼时正在西欧实施中。与‘马歇尔计划’不同，‘第四点计划’不是一种合作性冒险，对美国来说，它更像一种单方面行动，尽管美国的盟国也涉身其中。”[56]事实上，美国对经济落后地区或者国家提供援助，并非单纯出于人道主义和精神，亦非出自扶危济贫的国际援助善心，这实际上既是美国着力于构建国际新秩序、确立全球霸主地位的又一次重大尝试，而且作为美欧政治与安全战略的一种具体运用，这显然是冷战政治持续发酵的结果。

作为“马歇尔计划”的补充，“第四点计划”针对的对象是全世界的不发达国家，其中暗含与苏联争夺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含义，其结果必然会使全世界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身不由己卷入美苏双方的冷战旋涡中，进而加剧国际冷战局势紧张化和极端化。此后，肯尼迪（John F.Kennedy）政府又推出“和平队”计划（Peace Corps），继承并扩展了“第四点计划”，继续强化美国与苏联争夺亚非拉国家的战略思维。

与之相对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球非殖民化运动（Decolonization）中，西欧各国的态度极其矛盾。“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二战期间是中立国，它们在1970年代中期一直实行保守的君主专制统治，它们试图保护其帝国。英国和法国经受了各种压力，（最终）走向非殖民化。”[57]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欧洲各国开始改变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味采取占领、剥削和打压的顽固政策，开始顺应世界范围内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些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以政治自由，但在同时也加强了与这些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技术联系，间接保持欧洲国家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就像美国国务院在其相关文件中所描述的那样：“殖民主义的幽灵时刻在密室徘徊，完全控制着亚洲人、中东人、非洲人以及拉美人的思想进程，这与英国人、欧洲人的思想进程相左。”[58]西欧各国的上述做法，暗含与苏联争夺新兴民族国家之意，目的就是防止苏联影响和控制这些国家。

由此可见，美欧政治与安全战略覆盖了政治、经济、安全、社会、文化以及技术等多个领域，其最终目标是确立西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权，打造一种西方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政治与安全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既有欧洲国家继续影响和控制对旧殖民地的考量，也有对欧洲现实安全状况的考量；既有美国争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话语权的国际霸权考量，也有遏制苏联、削弱社会主义集团影响的冷战考量。显而易见，美欧政治与安全战略的特殊内容与导向，不会为战后世界带来真正和平，只会引发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强烈抵制，从而进一步加剧战后国际政治与安全局势紧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