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学美学的背景

两宋儒者讨论的问题常常充满了矛盾，它在一方面呈现确定性，又在另一方面保持着争议性。这里的确定性是指对儒家思想的肯定，这里的纷争性是指儒家本位与工夫次第的争论。因此，无论是颜回与孟子在士大夫心中的亚圣名位之争，还是佛、儒的治世之道之争，抑或是理学家们关于道、理、心、性、仁、情的理解及工夫次第的讨论，都存在着确定与纷争的这种矛盾式的现象。在确定与纷争的矛盾背景下，理学美学在化解矛盾中悄然地发挥着作用。

自周濂溪起，宋明理学家在理学的维度中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研究框架，即围绕太极、理、仁、心、性等核心范畴的理学架构。朱熹说：

夫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此无极、二五所以混融而无间者也，所谓“妙合”者也。“真”以理言，无妄之谓也；“精”以气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气聚而成形也。盖性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为之经纬错综，又各以类凝聚而成形焉。[5]

张载在《正蒙》里指出：

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极于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学也。性通乎气之外，命行乎气之内，气无内外，假有形而言尔。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6]

二程对此论述得更为详尽。除了大量的叙述外，《河南程氏粹言》有专门的《心性篇》供后学参考，在此不必多言。南宋朱熹、陆九渊、陈亮等人，围绕心性等理学主题的论述更是举不胜举。在此也不须赘言。观此种种，可知在两宋时期，理学议题是以确定的方式存在的。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很多，但以下两个原因尤其重要：一是佛教在“援儒卫释”活动中对儒家的刺激；二是孟子在两宋的升格运动。

“援儒卫释”运动是指佛教发展到北宋时期出现的式微现象，引起了以孤山智圆、大慧宗杲、明教契嵩为主导的护教运动。孤山智圆曾说自己“内藏儒志气，外假佛衣裳”[7]。为宗杲主丧的罗公旦说：“（宗杲）并孔老以为言，混三教而一致。”[8]钱穆也指出：“契嵩治学著书之主要宗旨，则在援儒卫释。其思想理论，多可与后起理学家言相呼应。”[9]这个运动中佛教人士对儒家“领地”的“入侵”，引起了北宋孙复等早期儒家的抗争。在历经一百余年的儒佛之争的背景中，最终两宋理学家确立了《中庸》与《孟子》在理学世界中的核心地位。自此，心性问题得以稳定下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韩愈揭开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他说：“故愈尝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10]他认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11]但“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12]。于是，关于孟子儒学地位的讨论就拉开了序幕。韩愈之后，他的学生李翱也推动升格孟子的儒学地位。他说：“孔氏云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指韩愈）尝辨之，孔道益明。”[13]皮日休在韩、李之后继续推进了孟子在儒家内部的升格运动，他称：“孟子又迭踵孔圣而赞其道。”[14]皮日休曾上书朝廷说：“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乎道者，孟子也。”[15]进入宋朝后，宋初的柳开、范仲淹将尊孟思想继续发扬光大。欧阳修提出：“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16]在柳开、欧阳修等人的促进下，发展到孙复、石介的时候，孟子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峰。孙复曾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巨。”[17]石介也说：“孔子既没，微言遂绝。杨、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辟杨、墨。”[18]众多北宋大儒为孟子站位，让孟子逐渐由儒学的边缘，来到了儒学的中心，代替颜回而成了新的“亚圣”。到孔子第三十五世孙孔道辅时，他再次为孟子儒学地位的巩固提供了证明。他说：“诸儒之有功于圣门者，无先于孟子。”[19]除此之外，他还在孔子家庙中立了供奉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五人的“五贤堂”，并立“像而祠之”。于是，孟子得到孔门后人的承认，正式以亚圣的姿态出现在两宋理学家的面前。自此之后，北宋二程、张横渠和王安石，继续在“孟子”的升格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将孟子的思想稳稳地确定在两宋理学讨论的核心之中。

孟子思想的核心主要以心性为主，这也构成两宋理学思想的核心。自此，《中庸》《孟子》被理学家普遍接受，两宋的理学思考主题也基本确定完成。虽然后世学者围绕心性问题而展开了工夫论的论争，如朱（熹）陆（九渊）之争、朱（熹）陈（亮）之争，但究其根本，心性为核心的主题并没有发生动摇。这是两宋美学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