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公共空间：创作传播的间接推动力

诗歌创作可以是私人行为，但诗歌传播一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是公共行为。诗人的创作都带有传播的目的，所以，如何传播是每一个诗人都会思考的问题。一直到清中叶，刊刻出版对一般诗人而言都有相当的难度，因此他们还是依赖人际传播，即通过面对面传播作品，雅集、饮宴、唱和等活动既是诗人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声名与作品的主要途径。而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空间，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一般都有可供诗人聚集觞咏之所，那里容纳诗歌传播行为的发生，也是诗歌吟咏的对象。经年累月之下，那里已成为“诗”的代名词，是都市之中诗歌传播的重要平台，置身于其中的诗人是一定要创作的，因为这个平台的语言就是诗歌。社会公共空间滋养了诗人，是创作传播的间接推动力。

一 作为生活空间的滋养

西湖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活空间，它是古代文人心之所向，滋养出当地文人与生俱来的自豪，他们反复陈述西湖之美，将西湖塑造成一个精神乐园。杭州驻防旗人受到浸染亦产生了创作的冲动，如《两浙輶轩续录》中描述：“杭州自顺治五年创立驻防以来，其将帅类皆敦诗说礼，故著籍者代有达人。”[54]蒙古族诗人瑞常[55]、贵成[56]和三多[57]都成长在西子湖畔，喜欢用诗歌描绘四季流转中的西湖美景，瑞常有“草满郊原水满溪，拖蓝泼翠偏高低”“湖山十里开图画，好把风光细品题”（《暮春》），[58]如此浓墨重彩反映出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满足。旗人在杭州居住的驻防城就建在城西紧邻西湖的位置，占地面积7000余亩。[59]为匹配西湖景色，旗营建筑也相当讲究，“房子大多数是杭州的传统建筑，精致的两层楼房，底层是用白浆刷过的砖头砌成，二楼则是以刷着亮漆的木头建成”[60]。驻防城与西湖景色融为一体，并没有特别突出满洲特色，因此，驻防诗人也将自己的家园视为西湖的一部分，用“西湖视角”展现家园的美好。

瑞常成长于嘉道间的驻防城，他创作了多首描写家园的诗歌，如：

庭边花木手亲裁，秋色烂斑入眼来。雨后芭蕉新绿长，闲看饥雀啄莓苔。（《新秋》）

这和他描写西湖时的感觉如出一辙，西湖是“拖蓝泼翠”，他的家是“彩色烂斑”。瑞常年少时，早起有“春光旖旎敞帘栊，小立园林趁晓风”（《早起》），晚坐有“卷起疏帘候，庭轩坐晚风”（《晚坐》），读书时“窗纱开四面，人影坐中央”，周围是“苔藓侵阶绿，芙蕖绕槛香”（《水阁》），这是驻防城的景象，也是西湖的镜像，诗人有意模糊了这两个地理空间的区别，他就生活在西湖边，一个充满诗意的空间，自然也就产生创作传播的冲动，想要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审美体验和心理满足。

西湖是众多文人雅士创作的共同主题，因此，书写西湖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贵成、三多也都曾表达过对西湖的热爱与赞美。西湖及周边各景更是雅集胜地，三多有《侍仲修师暨雪渔筱甫古酝诸先生宴集净慈寺并访南湖诸胜》[61]《六月十六日俞小甫杨古酝两先生邀同贝达夫曹砺斋盛伯平程云承诸君子游湖作》；贵成有《花朝汤蓉浦夫子招同人泛舟西湖复饮酒楼即事偶占》[62]。成长在西子湖边，是最美的年华与最美的空间的碰撞，公共空间给诗人带来了创作灵感，亦给他们传播诗歌提供了便利的平台，诗人与社会的联系亦得以强化。清军入关后，进入中原地区生活的蒙古族诗人在更广阔的土地上找到了归属感和满足感。

二 作为交往空间的催化

与杭州不同的是，京师这座城市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更多，因此，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态更为丰富，可以满足诗人多元的传播诉求。陈衍提到京师游观之所有陶然亭、苇湾、枣花寺、天宁寺、法源寺等。[63]朱彭寿说自己参与的雅集，大都在陶然亭、龙树寺、嵩云草堂、松筠庵、云山别墅、畿辅先哲祠、崇效寺、积水潭、广安门外南河泊等处，也有并无住客的各省会馆。[64]沈其光《瓶粟斋诗话》记录：“京师崇效寺牡丹、极乐寺海棠、法源寺丁香，为旧时朝士清流游观觞咏之所。”[65]这些场所都是诗歌传播的平台，对诗人有相当的吸引力。除常见的寺宇亭台之外，京师还有一些因承担政府职能而著名的地点，如澄怀园，亦是诗人交往的场所。可见，京师为蒙古族诗人提供了诸多公共交往空间，满足着诗人传播诗歌、交流审美体验、拓展官场人际网络、塑造个人形象等多方位的现实需求。进入交往空间，就意味着要进行诗歌的创作和传播。

陶然亭是京师著名的雅集地点，据《蕉廊脞录》记载，陶然亭在黑窑厂南慈悲庵内，康熙间工部郎中江藻所建，取白香山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之句以名之，又名江亭，士大夫宴集胜地也。[66]《藤阴杂记》说陶然亭“春秋佳日，宴会无虚”[67]。《榆巢杂识》记载洪亮吉负才傲物，游陶然亭遇素不识者宴客，他入座并赋诗。[68]这亦证明了陶然亭宴会之频繁，洪亮吉偶然游览，都能遇到诗人在集会设宴，洪亮吉凭借诗才便能顺利加入。《郎潜纪闻三笔》提到赵怀玉、洪亮吉、张问陶、吴鼒预订每遇大雪，不相招邀，各集陶然亭，后至者任酒资。[69]不仅诗歌在陶然亭中传播，集会本身也作为一种谈资在士大夫中流传，可谓风雅至极。法式善和赵怀玉、洪亮吉等人过从甚密，他们同属一个社交圈。而法式善最常提到的陶然亭雅集是同年雅集。乾隆五十六年（1791）他与同年首次集于陶然亭，作《中秋后三日陶然亭同年雅集》，有“任人作图画，诗话续年年”之句，五十八年（1793）他们再次集会，作《四月一日陶然亭会己亥同年叠辛亥韵》，诗中提到“名画参诗谛”，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为其绘图纪事。可见雅集的流程就是作诗、作画。陶然亭内“情话接新欢，赋诗答良晤”（《再会己亥同年于陶然亭重刊齿录》），诗人之间互为作者与读者，诗歌即作即传，陶然亭外“诗成虽漫兴，佳话江湖传”（《四月四日陶然亭重会己亥同年率成三诗并怀未与会者》），雅集之名已传到“江湖”[70]。一个诗人的创作影响有限，但一群诗人的雅集形成了声名的叠加，更有助于诗歌的传播。与法式善一同参加陶然亭雅集的诗人包括杨芳灿，“绵州三李”之一的李鼎元[71]，名列“西泠八家”的陈鸿寿[72]，师从姚鼐、工古文的陈用光，长于地理之学的徐松，以及翰林院编修胡敬、陈鸿墀[73]等人，法式善说：“轩然一亭子，秀出长安陌。时时冠盖流，来作水云客。”（《陈石士胡书农孙平叔陈范川徐星伯五编修招集陶然亭》）正是“亭子”加“冠盖”成就了雅集的声誉。陶然亭几乎是乾嘉时期诗人举行同年雅集的固定场所，戴璐也说：“各省公车至京，场后同乡宴集。吾乡向在陶然亭设宴，饮酒论文。……此举四十余年不废。”[74]

除陶然亭外，法式善还多次主持了极乐寺、积水潭等处的雅集。而他最看重积水潭，相关作品留存最多。这是因为，他住在附近，且他考证李东阳旧址亦在此处，“西涯我屡至，未暇考厥名。指为积水潭，客至如登瀛”（《西涯诗》）[75]，由此提升了西涯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意义，李东阳是昔日西涯“主人”，而法式善是今日之“主人”。他创作了大量“西涯诗”，如《和西涯杂咏十二首用原韵》《续西涯杂咏十二首》等，将附近景物一一加以介绍。有趣的是他将自己的寓所——诗龛也列为西涯一景，诗云：

心悦李公诗，居近李公第。但愿公同龛，不愿公同世。

显然，他在借积水潭和李东阳传播自己的声名。作为“主人”自然要招待“客人”，他的雅集也很受时人推崇，戴璐在《藤阴杂记》中记载：“积水潭荷花极盛，法梧门司成，壬子夏招客赋诗，丁巳闰夏复集，余亦偕往，分韵赋诗，绘图记事。”[76]法式善利用公共空间组织了一个诗人交往网络，诗歌的创作和传播是这个网络的核心要义，事实上，诗人赴会的目的并不在于赏景，而是诗歌的分享、人情的来往。

另外，京师的政治功能又赋予一些公共空间独特的价值，例如“澄怀园”，它是翰林的值庐，代表着朝廷对士大夫的尊重，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载：“澄怀园在圆明园东南隅，每年夏月，车驾幸园，尚书房暨南书房诸臣侍直之所。”[77]钱泳也曾小寓于此，“读画评书，征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门外十丈红尘也。”[78]澄怀园是翰林的聚集地，翰林在世人心中地位卓然，因此诗人在澄怀园唱和更有彰显身份之意，以此获得群体心理满足。上至宰辅、下至编修都乐于此道。戴璐记载乾隆年间官至宰辅的蔡新曾绘《澄怀八友图》，“前后内直诸公皆有题句”[79]。法式善有《中秋晚出德胜门宿澄怀园》《澄怀园与汪云壑如洋修撰程兰翘昌期编修夜话》等作品，亦有借澄怀园彰显词臣身份之意。类似的还有《翰林院十咏》《编次词林典故留宿翰林院呈同事诸公》，身在翰林院才能吟咏翰林院，同属借公共空间传播个人形象。

诗歌需要借助于社会公共空间进行传播，当诗人反复固定地出现在一些公共空间时，那里就具备了传播诗歌的天然属性，进而催化了诗人传播意愿的形成。这些公共空间是一个诗歌传播的平台，也是一个培养诗人的场所。京师拥有多个这样的公共空间，为蒙古族诗人提供了创作和传播的便利，他们在那里消遣时光，与诗友交流，寻求内心满足，展示个体审美心得，塑造诗人形象。《安乐康平室随笔》总结：“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80]，可以说作诗也是“无日无之”。崇效寺一直到晚清都是著名的雅集之地，生活在光宣时期的蒙古族诗人崇彝[81]有《咏崇效寺楸花分韵得楸字》《崇效寺赏花再赋呈诸游侣》[82]等作品，在崇效寺赏花、作诗这样的雅集形式代代传承、一如既往。这些公共空间是诗歌传播的媒介，进入空间的诗人自然生成了创作传播的冲动，由于人际活动的频繁，客观上加速了诗歌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提升了诗人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