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饮中八仙歌》“逃禅”之疑

问：杜甫《饮中八仙歌》“逃禅”何以有多种解释？

答：开元年间，在长安达官名流中盛行饮酒，《饮中八仙歌》便是描绘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的饮酒趣闻。八人任性放诞，逞才驰逐，诗传神写照，托酒见性，展现了他们的气质风貌。先看诗。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这是快意的诗，诗中人物不讲伦类，闳大不经，绝无温柔敦厚之诗教。

关于创作时间，宋人黄鹤说“此诗当是天宝间追忆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黄鹤局限于其时代认知，实际是诗人天宝六载于长安应举至天宝十四载所作之诗。若还要缩小范围，当在天宝六载至九载献赋之间。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虽曾逐首稽考系年，但他们未必知道杜集本为诗人自编，从诗集显示的生平行状来看，严丝合缝。杜集概貌，后人无法调整，调整便会出现矛盾。所谓宋人编年本实际就是诗人自编本原貌。

此时诗人刚到长安，急于扩大名声，虽然祖籍杜陵，世为显著，但居官在外，杜依艺时已由襄阳落籍巩县（河南巩义），自杜审言随高宗、则天政治中心东移洛阳已六十余年，此时他急于重振家声，《奉赠韦左丞二十二韵》诸篇皆是恢复家声的努力，借韦家恢复杜家。长安杜陵杜氏韦氏分居樊川杜曲、韦曲一带，对李唐政坛有重要影响力，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他在长安广泛接触，《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也有借名人扩大知名度之意，毕竟杜家离开长安太久。自然这也是《饮中八仙歌》写作中原因。也就是说，“八仙歌”的初衷是借名人效应扩张杜家在长安的影响。

从“衔杯乐圣称避贤”，引用李适之天宝六载《罢相作》诗，考虑李诗时效性因素，推测《饮中八仙歌》作于天宝七载（748）可能性最大。而作于之后的理由几无。只有初到长安的人，才有恢复家庭在长安影响的迫切感。此时诗人刚结束“裘马轻狂”的“快意”漫游，所以在题材选择上不受传统诗教约束，从思想状况一致性上推测，诗也当作于初入长安不久。以后他考取科第走上儒家诗教道路，便很少有这样的题材了。所以《八仙歌》是杜集中很显眼、很另类的诗。

问：明白了，诗人初入长安最急迫的事便是恢复家声，诗当作于天宝七载长安。

答：是的。但此诗绝非这么简单，须明白诗人天宝六载已有两次科第未中，显然他产生了被人轻看的感觉，唐代什么社会？重门第传统，重个人名气，可此时他还未进三大礼赋，尚未得到天子垂重。故有借《饮中八仙歌》书愤之意，诗中人物皆是不得意者。唐汝询《唐诗解》说“藉令八人而当圣世，未必不为元恺之伦，今皆流落不偶。知章则以辅太子而见疏，适之则以忤权相而被斥，青莲则以触力士而放弃，其五人亦皆厌世之浊而托于酒，故子美咏之，亦有废中权之义云”。所以此诗的诗旨，并非今人认为的展现了盛唐士人精神面貌，而是诗人怀才不遇之愤。故诗当作于第二次科举失利后。

问：从未有此见，各种唐诗赏析都错了。真是醒人之见，确为不得志之作。“逃禅”就是“逃避禅修”吗？

答：“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确有争议。《汉语大词典》“逃禅”，一是“逃出禅戒”，二是“遁世修禅”。因此存在是逃入还是逃出，是“避世参禅”还是“逃避禅修”的歧义。

无论何种结论都要回到历史中求真释疑。先从历史认知看，清人注杜多解为“逃避禅修”。如王嗣奭《杜臆》“逃禅，盖学浮屠术而善饮酒，自悖其教，故云。而今人以学佛者为逃禅，误矣”。仇兆鳌《杜诗详注》“持斋而仍好饮，晋非真禅，直逃禅耳。逃禅，犹云逃墨、逃杨，是逃而出，非逃而入”。今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的《杜甫诗选》；萧涤非《杜甫诗选注》，都从此说，逃避修禅，几为定论。

其实杜诗客观表述，不否定苏晋长斋礼佛，又承认他醉中修禅。杜甫有一首《偪仄行赠毕曜》“方外酒徒稀醉眠”，方外，世俗之外，指超然世俗礼教的僧人、道士，可见唐代僧道饮酒很平常。

问：看来王、仇之说有误。

答：是的。一是唐人语境“逃禅”就是向佛修禅，如牟融《题寺壁》“闻道此中堪遁迹，肯容一榻学逃禅”。再看宋人，王庭圭《赠黄伯成》“痛饮长斋拟八仙，醉中谈辩亦逃禅”，邓深《十四夜赏月》“君饮不多须强饮，何妨醉里却逃禅”，看来醉酒、逃禅是以为常的。“醉逃禅”并无明、清时那般约束。再如张祈《吏隐堂为郑参议题》“花间有酒可逃禅，客至忘吾还隐几”，李纲《次韵题乐全庵赠邓季明》“宾来聊一醉，醉中亦逃禅”更明确逃禅、饮酒习为故常。二是最初宋人注杜，“逃禅”皆是参禅事佛，未见异议。杜修可、赵次公、郭知达诸家注《饮中八仙歌》都是“逃去而禅坐”。自王嗣爽、仇兆鳌注解后，“逃禅”释为逃避参禅已成主流，但仍有浦起龙《读杜心解》及日本学者森槐南《杜诗讲义》将“逃禅”释为“逃于禅”。

再从诗意看，也应是避世修禅。一是“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长斋”已点明苏晋长期斋戒修身。“往往”，可表示频率常常，或地点处处。此处表“常常”，所以“长斋”和“往往”是顺承或因果关系。但不会是转折关系，这样行为逻辑不通。由此，上下句不存在转折关系，故苏晋并非在做与长斋相悖的事，也不会乘醉逃避禅修。二是结合整篇人物看，“八仙”情性乖张、行为荒唐，他们要么流落不偶，牢骚满腹；要么厌恶俗世，散淡闲逸。他们是一群乖诞的反传统酒徒，也是盛世见废者。传统文化中不得志者往往有魏晋风度，远离嚣世，故作旷达，“饮中八仙”不依常规的怪异行为，便与“竹林七贤”无二。酒精作用下，他们古怪不可理喻，唯有从不可理喻去解，才解得出真意。苏晋醉中参禅事佛自然也是出格的。长斋事佛，醉中参禅，正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才能更好地与魏晋风度相合。我们不能以常理、常识去考量他们不同常人的反逻辑异行。

“逃禅”就佛家而言，取的是逃入禅门之意。苏晋既喜禅，又怎会逃避呢？宋人李纲《送钱申伯如邵武》“醉乡我已成真隐，君亦逃禅学苏晋”，更明确杜诗“苏晋逃禅”之意。

最后补充一点，苏晋，出身权门，武则天朝臣苏珦之子。在长安颇负盛名，杜甫天宝六载到长安时，早于开元二十二年谢世。《旧唐书》有传。

晋，数岁能属文，作《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颖叙、秘书少监王绍宗见而赏叹曰：“此后来王粲也。”弱冠举进士，又应大礼举，皆居上第。先天中，累迁中书舍人，兼崇文馆学士。玄宗监国，每有制命，皆令晋及贾曾为之。晋亦数进谠言，深见嘉纳。俄出为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辞职归侍，许之。

由此段材料，可知苏晋一家世显贵，年少能文；二有政绩，深得嘉赏。故知他纯粹是内心慕禅，怎能解为“逃避禅修”呢？他有《过贾六（贾曾）》诗“主人病且闲，客来情弥适。一酌复一笑，不知日将夕。昨来属欢游，于今尽成昔。努力持所趣，空名定何益”，可见他已参透人生并厌世，既然厌世怎么会“逃”呢？他逃禅之事最被宋人揄扬，如李弥逊《史德夫作渚云亭苏养直有诗余初未识苏次其韵以寄之·其一》“逢人但说逃禅晋，句里风烟带九秋”，元末丁鹤年《逃禅室与苏伊举话旧有感》“不学扬雄事草《玄》，且随苏晋暂逃禅”，若是逃避禅修，后人何以如此称许？

问：明白了，唐人“逃禅”最初是遁世向禅；后人望文生义，“逃离禅修”确乎曲解了杜诗原意。

答：是的。“逃禅”非“脱禅”，是“入禅”。再细加推究，苏晋选择“在世禅修”，从他“父老乞辞归侍”孝举，可知红尘未了。在尘世领悟禅意，不避饮酒十分正常。晚唐诗僧可朋，号醉髠，“好酒，贫无以偿酒债，以诗赒之”（《唐诗纪事》）。因酒否定修禅，曲解“逃禅”，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