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稳定、平衡增长呼唤积极财政[62]

200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5%，通货膨胀率只有1.8%，实现了我们求之不得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最佳组合。不仅如此，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也得到一定改善。其主要表现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居民消费增速有所上升；房地产投资过热得到一定抑制；瓶颈现象明显缓解。事实说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

经济增长是经济变量和政府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制度安排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给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有其内在规律可循。经济在增长过程中发生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运用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可能熨平波动，使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维持尽可能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在过去26年中从未能在连续3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并且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以下。2005年将成为创造历史的一年。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变冷”的辩论日趋升温。“变冷说”的支持者认为，2015年4—5月各项价格指数连续下跌、投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企业利润总额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变冷”。而反对者则认为，GDP、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贸易、房地产投资与价格及PPI等增长率仍处于高位运行，仅从CPI、固定资产投资等增长率指标降低出发，判断我国经济放缓缺乏依据。

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为一种客观过程是否出现方向性变化，应该主要根据哪些数据做出判断，如何把看似相互矛盾的数据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以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是我们对经济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的理论前提。我以为，在2005年的前5个月中，中国经济有三个重要特征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净出口增长速度急剧上升，净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第二，CPI和GDP减缩指数增速下降；第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下降。这三点都说明， 2002年年底以来的本轮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可能已经出现。

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50%；最终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在40%以上；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6%。2005年前半年总需求各构成部分的增长速度发生了改变。相应地，它们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有所下降（但时有反复），而净出口的贡献大大增加。2005年前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各占约1/3。中国的出口贸易由两部分构成：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主要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加工贸易净出口的增长速度一般波动不大，而一般贸易的净出口则与国内经济的周期变化密切相关。当国内需求不振时，一般贸易品进口增长速度一定减少，出口增长速度则很可能增加。2005年前半年的进出口贸易状况是：一般贸易由以往的逆差变成了顺差，成为净出口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净出口的高速增长通常是国内需求不振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发生转折的年份，几乎无例外地都出现了净出口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的现象。[63]当然，在经济过热的时候也曾出现过净出口成为当时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情况。但这类情况是可以作为特例加以解释的。例如，在经济过热的1994年，净出口增长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1994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在这一年由于人民币并轨和贬值，出口增长势头格外强劲。又如，在经济紧缩的1998—2001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小（甚至是负值）。但这种情况可以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来解释。

理论上说，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是由“过度需求缺口”的变化所决定的。在经济的下行过程中，由于企业会尽可能维持原有价格水平，通货膨胀率的下降速度往往滞后于过度需求缺口的缩小速度。因而，当过度需求缺口已经消失时，通货膨胀率依然可能大于零。换言之，当通货膨胀率下降到零之前，“需求不足”的缺口可能早已出现。以CPI为尺度来衡量，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不大。但如果 PPI 向CPI的传递完全由市场决定，CPI的增长速度肯定会高于目前的水平。考虑到石油价格等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是正确的。PPI增速依然较高是否意味着 CPI 将会进一步上升呢？不一定。首先，在投资推动型的经济周期中，PPI 增速高于CPI 是必然的。一般来说，在经济上行期间，PPI 的增幅大于 CPI；在经济下行期间， PPI的跌幅小于CPI。其次，价格的传导路径在不同情况下很不相同， PPI的变动不一定引导 CPI 的变动。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PPI 与CPI基本同步变化，因而难于根据PPI来预测CPI。PPI增长率在2004年10月达到8.4%的最高之后开始下降，在2005年有所回升，1—5月为5.9%。但从总的趋势来看，PPI 是逐渐下降的。更重要的是， PPI上升不仅说明部分上游产业的产品依然供不应求（如煤炭），还反映了供给方的外部冲击（如原油进口价格上涨）。换言之，PPI 上升既可能是需求曲线右移也可能是供给曲线左移，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伴随PPI的上涨，实际产出增长速度已经下降是完全可能的。

2005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04年第一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速度是44.2%, 2005年降到17.2%。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某些省份，利润总额增长速度的下降幅度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企业亏损额急剧上升。普遍的看法是：下游产品需求增长速度缓慢，无法通过涨价的方式消化上游产品的涨价，从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或亏损。上述解释不无道理，但它只能说明下游企业利润下降或亏损，而不能说明为何企业利润总额会下降。实际情况可能要比上述解释复杂得多。重要的是：虽然有种种例外，大多数利润总额增长速度的高峰年是同经济增长周期的高峰年相一致的（如1984年、1992年、2003年、2004年）。利润总额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亏损企业数量和亏损企业亏损额急剧上升往往说明：经济已经进入下行调整期。当经济运行到谷底的时候往往也是利润总额增长速度下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如1981年、1989年、1990年）（图1）。

当然，例外的年份也有。如1999—2000年中国经济依然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但2000年利润总额增长速度却很高（图1）。从行业数据中可以看出，造成1999—2000年工业企业利润急剧增长的行业因素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总额的快速增长，该行业贡献了全部工业利润增长的40%。该年交通运输设备、黑色冶金、通信设备和计算机行业的利润也有明显增加。2001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以及黑色冶金冶炼和压延行业利润的大幅度回落使工业企业利润急剧回落，是以利润总额增长速度回到趋势线上。尽管许多细节还需进一步研究，但似乎可以认为，2000年利润总额的快速增加是由特殊原因造成的。

总之，根据以往的经验，当净出口对 GDP增长的贡献大增、各主要物价指数增长速度下跌以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明显下降这三个现象同时发生时，经济增长速度一定已经发生方向性变化。当然，经济增长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历史很少会简单重复。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面对新的形势，为慎重起见，在继续实行宏观调控的同时，我们应该把如何防止经济滑入通货收缩或滞胀（如果石油价格暴涨）纳入视野。

目前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前述变化是2003年以来投资过热的必然结果。这是预料中之事。同样可以预料到的是：只要政府执行松紧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2005年中国经济将在实现9%以上的经济增长的同时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2006年中国经济不能实现平稳的增长。[64]

对中国经济周期性变化的理论解释

1999年我曾提出一个解释通货收缩的简单模型。这个模型也应该能够用于分析、解释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从中导出一些政策结论。首先对这个模型做个简单回顾。[65]

假设每个企业i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

其中W和r分别为工资率和利息率。

企业i是否能够盈利取决于物价水平P和生产成本ci之间的对比关系。如果

企业将能盈利，否则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对于企业i（我们假定它只是成千上万个企业中的一个，并无操纵市场的能力）来说，物价P是给定的，因而其经济效益取决于式（1）所定义的生产成本。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如果P ＞ci，企业i将提供正常产量Yi。如果P≤c，企业i将停止生产或仅提供最低产量。

假设企业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上是不同的。这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并服从某种概率分布。当物价水平较高的时候，将有较多企业处于盈利状态，因而从事正常生产。对应于给定的物价水平，把所有企业的产出加总起来，就可推出一条斜率为正的总供给曲线。[66]设总需求曲线的含义同一般理解一致，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AD—AS框架模型，以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图2）。

从某一均衡状态E出发。如果总需求因某种外部原因而增加，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应为。但是，由于在短期内，企业无法使产出水平沿AS曲线上升，实际的总供给曲线是。与此相对应，物价水平为。在价格信号引导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效率较低的企业投入生产。新产出水平为。由于出现供大于求，产出和物价（）所确定的短期均衡点要么向点，要么向点移动。第一条路径是如果所有企业都急于出清存货，产出和物价的组合将移向点。此时，经济将先出现价格和产出的大幅度波动，然后波幅逐渐减小，并最终趋于点。这种波动可以用蛛网模型描述。另一条路径是如果企业不急于出清存货，而沿AS，趋于点。与点相比，在点上，产出和物价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是，沿这条路径的调整将导致存货的大量增加，为使存货恢复到正常水平，下期的产出和物价水平将会沿AS曲线下移到点的左下方。因而，尽管沿这条路径的价格调整波动较少（以存货的增加为代价），但产出与物价的波动仍是不可避免的。使分析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如果总需求曲线右移是投资增加的结果，在中长期内，由于供给能力的提高，供给曲线将右移至。中长期的供求均衡点将处于曲线上点的右下方。另外，如果出现供给方冲击，总供给曲线则会左移，供求均衡点将需要重新确定。从图2可以看出：（1）投资外生增加导致物价大幅上涨；（2）对价格信号的误读导致产出过度增加，市场出现供过于求；（3）物价和产出将先后大幅度下降；（4）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物价和产出最后稳定在一个新的适中的均衡点上（在一个动态模型中，水平变量将变成速度变量，但分析结果将不会有很大不同）;（5）在产出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化的同时，利润总额一般也会经历一个波动的由大幅度增加（、和AS所包围的面积）到逐步减少（和AS所包围的面积）的过程。如果需求的价格弹性很大，在实现新的均衡之后，也可能会出现利润总额增加的情况[67]。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外部冲击（包括政策冲击），上述调整过程只是由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转移，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

在什么条件下，通货膨胀可能会发生呢？其中最简单的情况是物价水平上升到后，企业盈利增加，工资上升，通货膨胀预期出现，总需求曲线右移。如果右移的持续时间过长或幅度过大，对产出的需求超过，物价会进一步上涨。特别是，如果供应曲线斜率在此时变陡，物价上涨的幅度就会更大。可见，物价的上涨导致工资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等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在什么条件下，通货收缩可能会发生呢？当物价水平上升到且产出水平增加到时，如果政府担心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政策，使总需求曲线左移物价水平就将以比没有政府干预时更大的幅度下跌。如果利润的减少和亏损面的增加，导致工资减少、通货收缩预期形成，总需求曲线就会进一步左移，从而造成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中国经济当前肯定不在点，大概也不在点，比较可能是正处在由点向点移动的过程中。如果Y 点对应于9.5%的经济增长速度，均衡点点肯定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政府恐怕将需要设法增加（国内）需求，使产出水平（或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由于前期投资已经导致生产能力的提高，总供给曲线将会右移，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是不大的。当然，如果出现新的外部冲击，上述预案则需改变。

从图2可以看出，均衡点有过渡性、常驻性之分。对过渡性均衡点、和，政府政策是难于及时影响的。当经济处于这类均衡点时，政府的需求管理往往导致经济波动的加剧，甚至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收缩。政府的宏观调节应该着力于常驻性均衡点E 和。由于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预防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加剧，而不是减缓经济的波动。新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应该是稳健的，应该建立在对发展趋势的充分把握之上。

在当前形势下，应该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形势可能已经或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依然较快，房地产投资增长刚刚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中国粗放的生产方式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在这种情况下，轻易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将在市场上造成信号混乱，导致前一段宏观调控的成果毁于一旦。另外，由于出现了经济趋冷的一系列迹象，且CPI不到2%，进一步紧缩货币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害。人民币基准利率目前没有必要调整，也没有必要进一步增加货币市场的流动性。2005年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一直维持在高于支付、清算及贷款合理增长所需资金的水平之上，以及货币市场利息率不断下跌等事实都说明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是充分的。2005年前5个月各大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连续下滑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担忧。然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由货币政策引起的（对银行的内控要求、降低不良债权的努力、提高资本充足率等都会对银行贷款的发放产生影响）,也无法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在2005年下半年，由于贸易顺差急剧增加，为保持人民币的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对冲任务。由于目前货币市场利息率较低，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成本会有所下降。但是，在2005年下半年，如果资金流入过猛、过快，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冲负担就会大大增加。同时，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的发行规模极为巨大，仅仅为了赎回旧票据，就需要发行大量新票据。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票据发行及其对货币市场利息率的影响值得关注。最后，汇率的可能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关于财政政策，从中长期来看，政府应该逐步提高全国财政收入（支出）（GDP的比重），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支出占GDP的比重）。同发达国家和大多数重要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表1），不利于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不利于政府提高宏观调控能力。政府有必要制定一个中期目标，确保中国财政收入对GDP的比在不久的将来达到足够高的水平。

财政政策应该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更大作用。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能够达到9.5%，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净出口的高速增长。在2005年下半年或在2006年中国能否继续保持30%左右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值得怀疑的。现在已经出现内需不足，出口增加速度的下降将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为了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刺激内需。在内需的各个构成部分中，投资增长速度是我们希望加以控制的，而消费需求又难于在短期内加以影响，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政府开支。在2006年，为了保持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需要增加政府财政支出[68]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财政政策缺乏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财政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实际投资到位要花费很长时间。因而需未雨绸缪，预先准备好一套财政政策预案，一旦需要就可以及时出台并立即对经济发生影响。

从较为长期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应该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69]第一，中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过高。中国的贸易总额/GDP比超过70%, 2005年还将进一步上升。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大国的贸易总额/GDP比像中国这样高。在号称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这一比例不超过25%，号称世界上最开放的美国，这一比例在20%左右。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贸易总额/GDP比）达到如此之高的程度是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这一战略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对外依存度过高也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并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因而应该逐步加以矫正。

第二，中国的投资率和投资效益之间存在严重失衡。在过去25年中，中国的投资率平均维持在40%左右，在2004年更是超过了45%, 2005年有可能达到50%。中国的投资率之高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资本—产出率也高于发达国家，甚至一般发展中国家。理论上说，中国的投资率和资本—产出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因而，适当降低投资率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把原本用于投资的资源转用于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人力资本，将能直接导致资本—产出率的降低。

第三，中国的储蓄与投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存在严重失衡。理论上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因而储蓄率低。但发展中国家投资率却较高。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在国际收支中便表现为贸易逆差（即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意味着资本的净输入。但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基本保持了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因而是不折不扣的资本输出国。如果经常项目顺差是一个周期性现象，则不必格外关注。但是，一个人均收入刚刚达到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却一直在对外输出资本，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了。如果这种现象是市场行为的结果，就说明中国的投资收益过低。如果并非纯市场现象，就说明中国在经济制度安排和政策上存在严重问题。

第四，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十分不合理。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已经是不合理的了。更为不合理的是，中国在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同时还维持了资本项目顺差。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累积直接投资量接近600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库券等形式大量输出资本。在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像中国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同时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70]目前中国已经积累了6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5年年底这一数目将达到或超过7000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在引进大量长期资本的同时，输出了更为大量的短期资本。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角度来看，根本不存在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资本输出。对华投资的资金，来源于中国的居民储蓄。美国只不过是通过其国际收支平衡表实现了低收益的中国储蓄和高收益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互换。[71]资本的对流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通过这种收益差距极大的对流，中国的跨代国民福利水平很可能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如果相信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的话，外国的投资收益将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连同其收益，由于美元的贬值，以购买力来衡量，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值钱，将来可能更不值钱。[72]

第五，公共产品领域投资严重不足。中国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矿物资源的供给状况严重恶化。中国在铁路网络、医疗卫生、教育和科研、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等领域的投资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令人瞠目。中国经济在迅速增长的同时，其增长的基础却正在迅速弱化。

上述结构性问题都或多或少与财政政策有关。适度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不仅可以起到维持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的作用，还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性。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家们对扩大财政支出忧心忡忡：在政府机构效率低下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将迅速消耗掉国家仅存的稀缺资源，增加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应该提高行政效率。在使用财政手段解决（或缓解）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可持续增长基础不牢固等诸多问题。

中国的金融体系问题重重，中国的财政状况却相对健康。相对健康的财政状况是中国经济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最后保证。财政应该也可以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