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解释世界”是“改变世界”的先导

既然“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么，“解释世界”是否就不重要了呢？显然不是。恰恰相反。“改变世界”的前提是“解释世界”。如果对世界毫无了解与理解，从而不能作出科学解释，那么所谓“改变世界”就只能成为胡来！

有学者提出，“对于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而言”，“解释世界”从属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虽非首位，但也是改变世界的必要环节，虽然只是从属性的环节，即在这里理论上的解释世界是从属于实际上的改变世界的”。[2]这样的理解，内在地蕴含着理论实用主义的意涵，显然不够确切。

从目的而言，“解释世界”似乎只是一种实用工具，附属于“改变世界”的目的，但就“改变世界”的前提而言，“解释世界”实则是改变世界的前导或先导。

黑格尔曾经谈到思维的威力和权能，指出思维会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一种力量，产生异常强大的影响，能够摧毁宗教，动摇政治，推翻政府。“传统的典章制度皆因思想的行使而失去了权威。国家的宪章成为思想的牺牲品，宗教受到了思想的打击；许多素来被认作天启的坚固的宗教观念也被思想摧毁了，在许多人心中，传统的宗教信仰根本动摇了。”[3]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恩格斯指明，哲学革命可以成为政治革命的前导。这个论断，与黑格尔一样，突显了理论的先导性与实践引领性。从此意义而言，说“改变世界”从属于“解释世界”也未尝不可。因此，“解释世界”绝不仅仅是“从属性”的“必要环节”，而是理论与实践双重互动的结构性构件。

据说，“远在基督教纪元数千年之前，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观念：上帝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他先思想世界而后创造世界，而语词则是他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4]。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也是首先“思想”“世界”，然后“解释世界”，再然后去改变世界，从而去“创造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用来表达思想的手段和创造世界的工具”，同样是“语词”。但是，马恩用“语词”这种最高的共同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既不同于“上帝”，也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作为思想内容，马恩所“表达”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哲学家，也不同于旧式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这一思想内容中，创造世界的工具和表达思想的手段统一在一起，理论的说服力与实践的创造力统一在一起。

所以，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

这里，马克思不仅指明了理论的优先性与先导性，还说明了导致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原因，也揭示了维护这种优先性与先导性的方法。

从阐释学视角看，这里特别需要注意马克思所采用的“说服”一词。因为，“说服”就是使对方“理解”，而“理解”是阐释学研究的核心。

在著作中，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了理论的优先性与先导性，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他说：“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因此，他特别强调“理论的解放”，因为这种“解放”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且，随着时代发展，要不断地推进“理论的解放”。“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6]

理论上的革命既可以造成人类精神新的奴役，也可以造成人类思想新的启蒙，而其区隔点，就在于是否将人的根本还给人本身。

首先是认识世界，然后是改变世界，而认识是解释的前提。辩证唯物主义既从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出发，又从不否定人类的主观能动性。

就后一方面而言，正如列宁所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7]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哲学家们”，具有特定指向。他们的问题，不在于用不同方式解释了世界，而在于止步于解释，将解释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分割开来。他们中的极端者甚至觉得，“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8]。同时，就他们解释世界的方式而言，也无法承担改变世界的任务。当然，仅仅就“解释世界”而言，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具有思想史以及启发世人的价值。恩格斯说：“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9]对历史上的理论思维成果，无论其贡献大小，都应心存一分敬意。

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解释世界的理论品格，还具有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坐能言，要在起而能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马克思的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0]。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相互支撑、融合并统一于实践的概念之中。不是先有一个先验的目的，然后推导出实践理论，而是在对世界的研究中归纳、抽绎出理论，然后去指导实践。作为实践活动，改变世界的主体、动力、阶段、目标，都具有理论依据，都经过了充分而科学的“解释”流程。“解释世界”的理论不是从“改变世界”的想法中倒推出来，而是从历史和实践中生成出来，从而使得“改变世界”具有现实性。

实际上，为改变世界而生硬制造出一种解释理论，这种来自目的论、独断论的理论，即使具备“改变世界”的功能，也最终不会抓住人的根本，从而难以符合人类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实践哲学？理论界曾经发生争议。但是，人们都承认，马克思主义确实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这种鲜明的实践品格，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理论品格不鲜明、不突出。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品格，也由于理论界对这种实践品格的高度重视，在客观效果上，反而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格、理论品格挖掘得不够深、开掘得不够广。

因此，在建构当代中国阐释学及历史阐释学的过程中，有必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格、理论品格深入而系统地开掘出来、展示出来。这样做，不是要否认、遮蔽、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这一概念早已被人提出并使用。美国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就曾使用这一概念。他提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具语义的优先权”[11]。这反映了他的理论立场。很明显，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要在开掘和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品格与理论品格当中，为其实践品格提供深刻的理论说明。思想品格、理论品格与实践品格之间，相互支撑、呼应、融合，并在“实践”的统一概念之内得到整合。

马克思的名言是有历史语境的。它既然被标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下，当然首先针对费尔巴哈，其次则针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整个旧唯物主义，反倒不是直接针对唯心主义。

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提纲“明确展示了新旧唯物主义之间一系列概念上的对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不同在于提纲第一条就否定了笛卡尔以来知识论关于“主体”与“客体”这一对概念的理解，从而不再将人单纯从客体角度理解为单独的被动的动物，而是从主体角度将人理解为社会的实践活动的主体。[12]这个理解和解释，我们认为是可取的。

因此，要弄明白马克思名言的语境背景及理论意义，不仅需要知道马克思说了什么，还需要知道旧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否定马克思这句名言的普遍和一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