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米彦青
有多种自然生态环境的中华大地，其上的人群在历史上造就和分衍出不同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并产生展示多元文化样态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有着深刻的环境清晰度——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民族交融的时段是很少的，故而在民族文学交融的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完整的中国史。从中发现的“多元一体”中国的历史进程、演化路径和动力机制，更是我们理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一
从文化的整体性看，中华文化就是一个随不同时段而广纳不同文化因子，最终形成种族与文化融合的历史。多民族习俗在时代语境中带来的情感、思想、身份认同与美学追求的嬗变，是民族交融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显性表征。以元明清时期的蒙汉文化与文学交融为例，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中国文学发展的空间与秩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转折。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个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在北方地区曾有过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但统治区域并不完整。而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改变了汉民族统一中国的历史格局，它和其后由满族建立的清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下，一直居于中原王朝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士人，通过少数民族政权的号召，走到历史舞台的幕前，成为推动元王朝和清王朝文化发展的新的重要力量。
在元代历史上，族群涵化缓慢演进，形成多元文化与多元文学交融态势，涌现出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各族文学名家。蒙古族作为中华大地北方政权大蒙古国及代宋而立的元代的统治民族，蒙古族文学家在大蒙古国和元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是追溯这个王朝的文学创作，都和蒙汉文学交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用汉语完成的少数民族诗文创作，就是蒙汉文学交融的显在成果。当然，这些成果也或隐或显地保留并显示出民族属性所赋予的文化气质。不惟元代，少数民族汉语创作的文学力量，在明清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士人与中原汉地士人之间产生的文学互动，对重塑整个时代的文学面貌更产生了积极作用。
2016年，我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早在2013年开始构思这个项目时，当我的博士生希望我给毕业论文题目时，我就按照“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代诗文研究”“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明代诗文研究”“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清代诗文研究”开始布局学生的学术成果。因为清代文学是我多年耕耘的沃土，也是蒙古族汉语创作研究的富矿，所以在理论及方法层面对学生的要求细化。诸如空间理论研究、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文学传播研究这些方法被逐步运用到他们的毕业论文中，因而就有了这套“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丛书”的雏形。此次出版的五部著作，都是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清代文学研究成果。涉及清朝蒙古族汉语创作这一文学方式，以及在制度史、思想史与新文化史等历史观视域下的研究方法中呈现的清代文学的不同面向，展示了与元前较为纯粹的汉文学大不相同的、具有“特质”意味的文学特点。
清代的蒙古族诗人群体由百余位创作者构成，他们中有诗集存留者63人[1]。蒙古族诗人们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藩部蒙古，如尹湛纳西家族和旺都特那木济勒家族；二是八旗蒙古，如法式善、和瑛、柏葰、倭仁等人，八旗蒙古是蒙古诗人的主体；三是民人，如萨玉衡家族和梁承光家族等。八旗蒙古的先祖大都是随清入关的武职军人，起初定居于京师，随着统治政策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派往不同区域驻防。无论是在京师扎根繁衍还是去往地方戍守蕃息，他们的后嗣多由武转文，其中还有一些人历经数代形成了家族式文学创作。最终，在约270年的漫长清代文学史上，在京师、八旗驻防地的不同空间中建构了繁盛的清代蒙古族汉诗文创作高峰。
蒙古王公与满洲贵族同属清代的统治阶层，通过血亲和姻亲构成的满蒙一体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清代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存在。藩部蒙古诗人的代表旺都特那木济勒和贡桑诺尔布父子，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的后裔，是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世袭札萨克亲王。这个家族对汉诗文的喜爱，源起旺都特那木济勒的父亲喀喇沁色伯克多尔济王爷，后旺都特那木济勒致力于诗歌创作，在其子诗词兼擅的贡桑诺尔布时代达到顶峰。最终，通过祖孙三人的努力，成就了清代文学史上这一独特的蒙古王公文学家族。而乌梁海王公家族积极习练汉诗文的行为也感召了喀喇沁人学习汉族文化。藩部蒙古的文化认同通过汉诗写作得到清晰体认，在京师及驻防地的民族文学交融更是欣欣向荣。
清代蒙古八旗伴随满洲八旗的军事移民构成了驻防各地和拱卫京师的蒙古族移民的主流，且形成了京师及各驻防地的蒙古诗人的主体。蒙古驻防军人进入汉族聚居区后，在清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汉化过程。随着清廷八旗驻防制度的更改，他们在与当地民众交往交流中，逐渐适应了当地汉文化习俗，在交融中求同存异，共生共荣，实现了从驻防到定居，从外来军人到成为驻防地本土人员的转化。文化交融带来文学的繁荣，蒙古驻防诗人主要产生于杭州驻防、京口驻防、荆州驻防、开封驻防、沧州驻防中。至今有诗集留存者16人，分别是杭州驻防瑞常、瑞庆、贵成、三多；京口驻防达春布、布彦、清瑞、燮清、善广、延清、云书；荆州驻防白衣保、恩泽；开封驻防倭仁、衡瑞；沧州驻防桂茂。占留存至今的清代蒙古族汉诗集四分之一。
清朝以“旗”“民”分治。民人中产生的蒙古诗人较少，但因为他们是从元代而来的蒙古后裔，其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交织更为特别。故此，对萨氏家族与梁氏家族做一个特别说明。元代蒙古文人萨都剌兄弟三人，其弟有子名萨仲礼。萨仲礼为元统元年（1333）进士，授福建行中书省检校，入闽任职后，此支脉便定居福州。明清以来，福州萨氏人才辈出，属当地望族。萨仲礼孙萨祖琦为明宣德五年（1430）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清代族人中举人进士辈出，且工诗词，多人有诗集传世。如萨玉衡（乾隆五十一年举人）著有《白华楼诗钞》；萨察伦（嘉庆九年举人）著有《珠光集》；萨大文（道光二十年举人）、萨大年（道光二十八年进士）合著《荔影堂诗钞甲乙集》；萨龙田（道光六年举人）著有《湘南吟草》；萨大滋著有《望云精舍诗钞》；萨镇冰（同治十一年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驾驶）著有《仁寿堂吟草》。福州萨氏蒙古文人的文学渊源上承自元代的萨都剌，涵括元明清三代，拥有的家族历史记忆不同于清代的蒙古八旗文人，是一个特殊且极具价值的文学创作群体。清代桂林梁氏家族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所修旧谱及同族梁焕奎民国时主持撰修的《梁氏世谱》中皆载梁氏始祖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后也先帖木儿。明初，凡未跟随元顺帝北归的皇裔为避祸皆改姓氏。五世梁成始进入明朝，六世梁铭以典兵建功被封为保定伯。梁铭之弟梁鉴一支迁至应天府江宁，梁铭子梁进为七世公。梁进因平定贵州苗祸立功，进封爵为保定侯。至清乾隆年间十八世梁兆鹏即梁承光高祖，为广东永安县令。十九世梁垕即梁兆鹏第三子始迁居广西桂林，从此隶籍桂林。梁垕育有三子，分别为宝善、宝书、宝儒。次子宝书即梁承光的父亲、梁济的祖父。近代以来家族中人多投身科举，喜作诗文，形成了蒙古文学家族。如梁承光（道光二十九年举人）著有《淡集斋诗钞》；子梁济（光绪十一年举人）存有《桂林梁先生遗书》；孙梁漱溟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著有哲学著作多种。与福州萨氏相近，桂林梁氏蒙古文学家族也是自元代始便进入中原区域。相较于清初入关的蒙古八旗群体，这两个蒙古民人诗人家族已经更为深入地融进了中原文化体系中。
蒙古族汉诗文创作是典型的民汉文化交融成果。清代蒙古族汉诗文创作不但有时间性也有空间性。从空间上来看，蒙古族汉诗创作有明显的从京师到八旗驻防地方的分布态势。从时间上来看，清初顺康之际，八旗驻防诗人中只有零星创作。乾嘉时期是蒙古族汉诗创作的繁盛期，随着清廷对汉文化学习的深入，在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京师，蒙古族汉诗创作蔚然成风。不过在驻防地诗人的汉诗文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度的规约。至嘉道时期，蒙古汉诗创作文学活动渐多，文学写作渐成气候，从京师到驻防地，蒙古族汉诗创作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直至清亡，诗人们的创作热情不减，而且各体文学创作也日臻成熟。
通观全清的蒙古族汉诗文创作群体，由于这些活跃在京师或者驻防地的诗人，都出生于由武转文的家族，祖先都是弓马骑射的游牧民族，他们身上始终都有蒙古民族的因子在，即使他们的蒙古民族文化特性在诗文中呈现得并不强烈。无疑，这些由草原走向都城的蒙古诗人及其后代，是蒙古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两种文化重建的结果。清代蒙古族汉诗文创作者的祖先都不以文学、学术见长，而以武勇善战著称。他们的后代由武转文，大抵处于蒙古社会的中层或上层阶级。蒙古社会中的下层阶级为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地位卑下、实力薄弱，不易进入城市，更没有机会接触汉文化。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族汉诗文写作者，在学术背景和艺术倾向上往往不同，因此即便是在场合性作品中，他们一方面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注重个人情感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共有的民族属性和相似的八旗官学教育背景，有着普遍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
二
传统华夏文学的文体概念、文本及其经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它从先秦宫廷和乡野涵摄了丰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意蕴的特殊文本走来，逐渐成为儒家文化的精神元典，再上升为士人的精神之光的表达，不断泛化、不断升华为成熟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流动中生成的文学体系，是中国古典精神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库。蒙古民族的文化品格与华夏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紧密契合，因之，蒙古族诗人文化品格的传承也代表了中华民族文化品格的传承。“文化的认同就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对某种文化的分而有之或对这种文化的信仰。”[2]契合于中华民族品格的文化记忆传承彰显了一种超越民族和个体的广泛存在于清代社会的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代蒙汉文学的深厚交融。
“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学研究丛书”收录五部作品：《制度·思想·文化：历史视域下的清代文学研究》《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清代和瑛家族文学研究》《清代博尔济吉特氏诗人研究》《清代蒙古族诗人汉文创作传播研究》，共同组成清代北疆民族语言文化交融与传播研究系列。《制度·思想·文化：历史视域下的清代文学研究》试图拓宽清代文学研究的视界，把清代蒙古族诗人创作群体在庙堂、江湖、边塞等地的创作汇成的声音，纳入众声喧哗的清代文学史中，并在大历史观视域下，运用制度史、思想史、新文化史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解读这个具有民族符号的创作群体，从中梳理出清代蒙古诗人在创作实践中隐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问题意识。清代杭州驻防旗人群体与汉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由冲突走向融洽的过程。驻防旗人逐渐被杭州悠久醇厚的汉文化底蕴所吸引，进而揣摩、学习，写作了大量的汉语诗歌作品。这些诗歌既具有与汉族文人表达的相似之处，又具有鲜明的族群特征，是清代民族文学融合的范例。《清代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研究》以杭州驻防文人诗歌为研究对象，既在历时流变中探讨杭州驻防文人诗歌的演变过程，又由家族文学、地域文学、创伤叙事等视角寻绎其创作的独特性，力图全面揭示这一群体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清代和瑛家族文学研究》以清代享有盛名的文学、科举世家和瑛家族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全面系统梳理其家族主要成员的生平、婚姻、仕宦、交游等材料的基础上，从空间理论与诗歌美学的视角，考察和瑛家族的诗歌创作，以社会空间和意象建构等多个维度透视和瑛家族诗歌创作中的时空体验和生命意识，彰显其在清代八旗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清代博尔济吉特氏诗人研究》将生活在清代不同时期的旗人、民人、外藩博尔济吉特氏诗人视为群体展开研究，遵循他们在满蒙汉文学交融下的文化认同轨迹，以身份、制度、资本、地域等角度来呈现这一氏族诗人群体，试图反映清代博尔济吉特氏氏族诗人群体创作的共性及特点。《清代蒙古族诗人汉文创作传播研究》以传播为视角，依据清代蒙古族诗人的汉文创作活动的迹历，就蒙古族诗人的心态动机、行为方式及世人对诗人形象的接受、影响作了分析讨论。诗人的传播心态指引着传播行为，传播行为也必将反映传播心态，二者交互影响，共同塑造诗人的形象及其作品意义。读者对诗人形象及作品的接受，属于传播效果，是读者对诗人的反馈，包括对诗人的认同、接受，也有否定、怀疑，从而丰富了诗人形象与作品意义。传播从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展开的，对场域的思考亦是本书的重点。通过分析这些清代蒙古族诗人的创作传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从心态到行为都体现出了蒙汉文化交融的特点。文学传播是文学作品价值实现的过程，也是透过文学理解历史的过程。
清代前期的统治者，基于草原森林部落经验的人生认知，希望子孙们能够保持像他们一样的骑射能力，可是，因为子孙们已经处于华夏化的社会环境中，远离草原森林部落的后辈勋贵阶层整体上的世代变迁，导致统治者刻意保持这种军事能力的努力，难以为继。其实，早在北朝时期，就形成了内迁家族日趋华夏化的潮流，彼时的骑射传承，如王褒所说的“文士何不诵书，武士何不马射”（《梁书·王规附子褒传》），随着斛律光这样因骑射绝佳而迎来充满荣誉的一生后却没有善终的人的逝去，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武士价值的凋落。及至清代，这个由内迁北境人群缔造的政权，一方面延续着基于统治权力优越感的草原森林边境文化认同，一方面又继承了定都北京后由明王朝而来的华夏化潮流及其文化遗产，在“弯弓”“下笔”两个维度上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历史张力。“如果说当事人很少把学习当作放弃与背离，那是因为他们应当掌握的知识被全社会高度赞赏，掌握它们就意味着进入了精英的圈子。”[3]这种学习动力和积极性，使得被裹挟于其中的王朝的少数民族诗人群体，无论作出怎样的选择，都会面临着来自反作用力的限制。因之，在长时段的历史时空中，用制度话语、思想话语梳理、分析蒙古族汉诗文创作的起源及兴盛不失为可行的办法。
都邑社会与蒙古诗人的汉语创作范型转化有极大的关系。从京师到驻防城邑社会的视角探讨清代蒙古族诗人的生长时，在社交范围变迁、知识转型、故乡变化的互参之下，能够看到武将出身的这些诗人在进入都城社会后的转换状况，也能发现清代蒙古诗人不只是武职到文职意义上的改变，他们认定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决定了这个群体有很明显的重科举、汉化的特征，而围绕这些改变带来的美学意趣、生活方式的转换导引了诗人个体及其家族文化品格的改变与文学写作的生成。清代聚居蒙古八旗的都邑之所虽然仅是一城一地，然而它们往往都是一朝（如京师）一区域（如杭州、开封）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中心，这里是四方思想汇聚之所、观念交融之地，随人口播迁，在晚近时期，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的“华夷之辨”，形成了“大一统”思想，即：合“内外”华夷为一家，即“天下一家”；合“内外”疆域为一国，即中国；合“内外”文化为一体，即中华文化；合“内外”之心为一心，即国家认同。[4]成为对大一统思想之下文化认同的核心地区。因此，清代蒙古诗人群体以都邑为背景，才能够生长、衍变，最终形成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清代文学史上的文化景观。
清代蒙汉文学交融景观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个体蒙古家族的文化传承图景。从发生学的逻辑来看，像蒙古文学家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文学家族在演进中逐渐抛却了民族差异，而沉淀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起点。进入都邑社会的世家大族在联姻的过程中，一方面，壮大了本家族的政治势力与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家族文化与素养也得以延展。因此，原本独立的各家族通过婚姻网络彼此之间产生勾连，促使家族文学与文化素养的传承与绵延。蒙古士子荣得科名，很多时候都要归功于强大家族间的联姻，促使世家大族间丰富的文化和教育资源的强强联合，推动家族的不断兴旺与繁盛。本丛书中所论及的和瑛家族、杭州驻防瑞常家族，以及养成众多文学家族的博尔济吉特氏族就是显例。
汉语诗词写作是少数民族创作者人生经验方方面面形成的，其间，由摹仿到融入史识，由抒情到借以言志的不断丰富的扩张轨迹处处可见。在少数民族汉语创作者那里，诗词文既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推而广之，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通过转换的语言和文字来记录形式、思想和态度流变的所铭记和被铭记的艺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少数民族汉语创作者与读者一直倾向将文心、文字、文化与家国作出有机连锁，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持续铭刻、解读生命自然的过程，一个发源于内心并在汉语世界中寻求多样彰显形式的过程。这一彰显的过程也体现在身体、艺术形式、社会政治，乃至自然的律动上。寻绎这些文本的传播机制是蒙汉文学交融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
与经典汉文学研究不同，民族文学研究不强调大叙事，不从大师和经典作品的流播着眼。蒙汉文学交融研究在中华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史上，恰如草蛇灰线，经由其触类旁通，必可投射一种继长增成的多民族交融研究范型。因为这是在文学史料尽量完备的基础上致力的思考、想象历史的方式。“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学研究丛书”一方面试图以宏观视野呈现王朝更迭与文明融合视野中的蒙汉文学交融流变；另一方面也试图以微观视野审视特定变化中的文学现象。因此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来绾合两者，从而定格于具体的坐标中。基于此，本丛书不刻意强调民族与王朝叙事线索，更强调17世纪至20世纪近300年间种种跨民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络，尤其是晚近时期。
有鉴于“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学研究丛书”所横跨的时空领域，丛书写作论纲中提出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概念作为比较的视野。此处所定义的多民族文学既包括中国汉族之外的文学创作，又以学界传统定位的中国汉族文学为主线，可成为包容两者的另一界面。本丛书的五部作品试图强调在将近三个世纪，文人经验的复杂性和互动性是如此丰富，不应该为单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文学的概念、实践、传播和评判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19世纪末以来，进口印刷技术、识字率的普及、读者群的扩大、媒介和翻译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职业作家的出现，都推动了文学创作和消费的迅速发展。随着这些变化，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式、学术科目、文化建制甚至国族想象，成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定义的变化，以及由此投射的重重历史波动，的确是中国现代性最明显的表征之一。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民族文学交融的源起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多重属性多所体会。正如学者所述：“晚清时期的文学概念、创作和传播充满推陈出新的冲动，也充满颓废保守的潜能。”[5]晚近蒙古杭州驻防文人三多就是此期的典型代表。
清王朝的权力中心在京师，因此，王朝政治空间结构的主轴为“南北关系”，长城脚下的都城形成了对中原、草原、东北地区的多方控御。虽然清朝是游牧集团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是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依旧是农耕王朝。而漫长的北部防线，在这个王朝就成为大后方，也是有效突破南北农牧界限的基地。而在这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中的蒙古族，文学思想也因之出入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他们受到农耕文化的陶熔日益深厚，则在其笔下也越来越多地彰显农耕文化中的文化记忆。
这五部研究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汉文化元素在两百多年清代文学发展史上不断被民族文学诗人再现与建构的过程。从时间流变中、从事件展示中呈现了不同时期诗人作品的风格特征、创制机制与功能效用。从宏观层面来看，蒙汉交融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深远而且广泛，这五部著作从普通的语言文字、饮食风俗与文化习惯到内在的身份建构、认同实现、圈层凝聚等各有体现；从微观层面来看，着眼经典诗人（如法式善、和瑛、瑞常等）的家族文学书写、博尔济吉特氏族众多诗人试帖诗、咏物诗书写等发人深省。他们不仅从所熟悉的话语与精神的幽微层面进行再现与分析，而且也通过深邃的反思性（如法式善的诗途与仕途的层叠演进）与文化再确认（如杭州驻防在百余年间从杭州的客者到主人身份转化中蕴蓄的深度文化认同）作创新性建构。整体而言，这五部作品是在民汉文学交融文献资料深度整理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这种研究彰显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数民族诗人群体中的发扬光大与兼容并蓄。
以民族文学交融为定位的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是一种超越于对大师、经典、运动的文学介入方式，是更加关注大时代中民族、政治、社会与文学的研究方式，也是对文学传统、王朝主导者权力话语想象的微妙延伸。“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学研究丛书”不能也不会自外于传统文学论述框架，但希望采取不同方式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耳熟能详的话题，诸如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化、“文学史”在不同情境的可行性和可读性，以及何为“中国”文学史的含义，进行认真重新探讨。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近古军事、经济、思想及其带来的学术新变，共同影响着文学思潮的走向。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激荡中触及的制度溯源，在社会空间里多层次多角度地借文学的各种体式得以舒张。于是，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乃至中西方思想的碰撞和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交汇中，一方面，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乃至语言文字都在渐进式地改变；另一方面，清代多族士人所共有的使命意识、文学担当与民族身份在其思想意识中重新整合，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得以明晰和强化。多民族的文学交融映射出他们的心灵世界与精神空间，共同成就了近三百年华夏大地上的中华民族文学书写，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政治制度、诗学思想与文化空间的历史嬗变。特别是充盈其间的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无论其拥有的数量还是独具特色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中国文学是由56个中华民族成员共同创造的文学，各民族经过长久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国文学多民族属性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形成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注重各民族文学在中华文化认同中的呈现，也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的逻辑起点。坚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对民汉文学交融文献进行的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能够清晰再现中华多民族之间在中国古代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轨迹和整体面貌，能够正确理解文化认同下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互动、共进的演化规律。因此，以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成果为切入点进行的文学研究，可以管窥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面向。
清代多族士人共慕中原文化，又把他们独有的特质带入中原文化，使中原文化持续获取新质，在共同的创造中涵融浑化，和合为一，推进中原文化的新变。客观认识并揭示这两个认同，特别重要。揭示多族士人的国家、政权认同，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源远流长。揭示多族士人的中原文化认同，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丰富多彩。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与研究是揭示文化认同与创造的重要课题。而建立在清代蒙汉文学交融文献整理基础上的文学研究丛书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学术的意义，它记录了中国近古史上的民汉文学交融的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的炼成史，以及两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史，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交融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二是文学的意义，它透过文学史料，体现了民族交融视域下文学的本质，传递出一种中华民族凝定中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那么，蒙汉文学交融的文学研究路径就此变得非常重要。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上，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元明清文学具有重要地位，以往的研究，尤其在蒙古族汉语创作方面虽然逐渐呈现蓬勃局面，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若想有新的突破，必须重新调整思路。
如何研究清代文学，可能离不开观念与方法两个关键词。如果观念没有改变，只在旧有的中国文学的格局中去谈，则囿于成见，会屏蔽民族文学的森然之象。而只有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观照下，才能拓展视域，寻找研究方法。因为民族文学创作者的创作水平普遍较低，而本人的文献保存意识又不强，所以对民族文学的研究若从本体研究入手常常会感其匮乏，但文学是人学，元明清历史本就是多民族写就，政局变动中的制度确立、思想激荡，乃至大历史与小历史的本身，无不与“蒙古人”相关，多民族文学创作自然就是绕不过去的存在。近古的政治格局、文化措施等方面，举创颇多，从制度层面、思想层面谈论近古的民族文学，以及新文化史视角下谈论近古文学，都是期望能借以窥见清代格局中的民族文学之宏富，怎样影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文学研究丛书”，是建立在民族交融文献整理基础上的文学研究，也是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之作。而其中蕴涵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也是国家战略层面的政治问题。在文学史料中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的研究理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发生机制的深刻揭示理路，是本丛书研究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中华文化认同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交融研究，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深化，对中国特色民族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大有裨益。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学史的角度审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不仅会深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也会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历史的认知。能够按照文化自信自强的要求建设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024.7
[1] 因为文学史料不断发掘，所以本丛书提出的63人与拙作《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叙述略有不同。
[2]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3] [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6页。
[4] 李金飞：《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的变革——以〈大清一统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
[5] 《导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张治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