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阐释”
“阐释”（Auslegung）在于标明、呈现某种整体态势。具体说，就是开放性、延展性、多样性的态势，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谓此在的“开觉”或“打开”状态，是一种Ganzseinkönnen状态，即不饱和的整体性非封闭展开状态。或者说，它更像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哲学本质：“一种思的开放。”[4]
在德文中，与Auslegung这个名词相应的动词是auslegen，具有陈列、摆出、展示、铺设、布设、规划、布局、放出来等意思，显然与上述所言一致。
《春秋繁露·精华》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核心意思就是标明开放性。其中“达”包含“向”的意思，向一种可能性存在，“向能够存在的被展开的可能性投开”。[5]因此，“阐释”意味着在谈话开始或进行当中不首先制定与遵守一套约束性模式，意味着对基础认识论的反对。
上述意思，恰好浓缩在汉语的“阐”字当中。这是张江先生的一个发现。[6]在汉字中，“阐”的本义是“开”；“开”的本义是“张”；“张”的意思是“施弓弦”。“施弓弦”的特点是已经察觉对象，但并未表明具体是哪一个对象。无论对象是一种行为，抑或是一个确定的物体，“阐”都意味着这个对象处在一种开放的可迎受他者的状态当中。因此，在汉语世界，“阐”总是与“义”捆绑，连成词组，古籍如《春秋阐义》，即属此类。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总趋向，一言以蔽之，即“阐”。正如卡普托所说，这本书“唯一根本的东西”就是它“创造的开放性，而不是解决”。[7]这正是罗蒂心目中阐释学的立场，亦即阐释学只表达一种希望，“由认识论撤除所留下的文化空间将不再被填充”[8]。“不再被填充”就是所谓“创造的开放性，而不是解决”。“解决”则意味着“达诂”“达占”“达辞”。当然，《存在与时间》所创造的开放性，并非没有具体所指。它所创造的开放性，实际上是生存论意义上此在的开放性，也就是人的开放性。
那么，“阐释”与“理解”是什么关系？从“理解”的视角是否可以显现“阐释”的上述基本特性？对此，海德格尔是有相关论述的。他说：
理解的成型是在阐释（Auslegung）中得以完成的。我们看到：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就构成了理解；而阐释是开觉状态之形诸存在的实现方式。阐释是所有认知的基本形态。
阐释本身并未在原本的意义上有所开显（erschließt），因为理解或此在本身所经营的就是这种原本的开显。而阐释所操办的，从来都只是被开显者的彰显，这种彰显就构成了理解的一种内在的可能性的成型过程。阐释的最为切近的日常样式具有昭示（Appräsentation）的作用形态，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关于意蕴的昭示，也就是对向来可通达的指引关联所作出的一种突显。
阐释将照面中的世上物的有待被看“作什么”（als Was），即有待被理解“作什么”带向彰显。作为理解之成型，所有阐释的源本的形态就是以其“作什么”为据的关于某物的称述（Ansprechen）、把某物看作某物的称述，这就是说，将那在源本的和引导性的称述中得到昭示的东西再通过讲说加以昭显。……通过对某物的“何所为”（Wozu）和“为何之故”（Worumwillen）加以彰显，不可理解状态得到了去除，意蕴的意义仿佛成为清晰可见的，此意义形成了语词。[9]
这些话并不特别拗口。它表示，作为对开放性、延展性、多样性状态的呈现，阐释本身并未在原本的意义上有所开显，因为这种开显需要理解去经营，“阐释所操办的，从来都只是对被开显者的彰显”。所以，阐释意味着“昭示”“突显”“昭显”“称述”，意味着“指引关联”，意味着去除不可理解的状态，意味着将意蕴的意义引向仿佛清晰可见，意味着可以用一个语词去凝缩这些意思，等等。“阐”字的形成，意味着它的语词意义与它所意谓的实事得到了区分，意味着这个词的意义结构很复杂而“就其不同的阐释可能性而言更为变化多端”。海德格尔的这些论述，毋宁说正是对汉语“阐”字的诠释。
这种诠释，从理论层次上讲，表明“阐释”处于最为居先的位置。请注意这句话：“阐释是所有认知的基本形态。”这就表明了这个词作为概念的一般性与统摄性。但是，“阐释”的居先位置，从本质上说，是由“阐释”的“先”结构所决定的。保罗·利科在介绍海格德尔的相关思想时，特别强调了阐释相对于阐释对象的居先性。他说：
解释（interpretation）对理解的依赖性说明了阐释（explication）为什么总是先行于反思并在最高主体构造任何客体之前就出现。这种先在性在阐释层次上是由“预期结构”来表现的，预期结构阻止阐释不依赖前提而对先给予的存在进行把握；阐释在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先见解（Vor-Meinung）的模式中先行于它的对象。[10]
这种理解与汉语“阐”字所蕴含的意思，完全相符。“阐者，开也”，显然具有打开阐释的“先”结构的意思。
这里所谓“先……”，即《庄子·天下》引惠施所谓“今日适越而昔来”。钱基博解释说，“今日适越，昨日何由至哉？思适越时，心已先到；犹之是非先成乎心也”。“旅人之适越，在今日也；而云‘昔来’者，心先驰也。”[11]这可以说是对海德格尔所谓“先结构”的绝妙搭接。所谓“是非先成乎心”，所谓“心先驰”，正是所谓“前见”“先见”。当然，这并非唯一的解释。比如李约瑟说：“这个辩辞竟然像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教科书中的一段。确切地显示出承认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时间尺度’。”[12]这种相对性的解释，与所谓“心先驰”的“前结构”显然并不矛盾。